三、政治文化研究的国外状况

正是由于上述学术铺垫的存在以及国际政治的需要，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从50年代开始出现在美国政治学的舞台上。1956年8月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采用了“政治文化”之说。他说：

“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某种对政治活动指向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

治文化。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政治文化并不一定与某特定社会或政体在地理上完

全吻合，有些时候，某种政治指向模式可能延伸至一个政治体系的疆域之外。第二，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有关，但并不完全相等。” [9]

随后，一大批政治学者加入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并逐渐形成一股学术潮流。他们采用更为严格的方法论样式，设计更有效的访谈，进行更大规模的统计学抽样调查，采取更为复杂的数据处理技术。先后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在1960年主编出版《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倡导在政治学研究中开创行为途径，主张用新概念代替旧概念，比如用政治系统取代国家，用功能取代权力，用角色取代职位，用结构取代机构，用政治文化取代公共舆论，用政治社会化取代公民训练。

1963年阿尔蒙德又与沃巴出版《公民文化》，作品具有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意义，在所有有关文献中具有极大创始性与启发性影响，标志着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正式形成。作品尝试从五个国家现行制度中一系列政治态度入手，验证政治文化的性质与当地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的联系，以及不同特征文化如何决定一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特殊模式。作品概括了政治文化的含义，为此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接着，阿尔蒙德与鲍威尔（G. B. Powell）合作《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一著，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融合在一起。

1965年由派伊与沃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出版，成为与阿尔蒙德的贡献相提并论的另一件政治文化途径的代表作。由派伊所写的导言，确立了比较政治研究中政治文化的音调和方向。在概念上，他承袭了阿尔蒙德。但比较而言，两人在具体阐释、侧重点、方法论上仍然产生了区别。在理解政治文化的含义和这一研究途径的功能以及对于政治发展的关联方面，“导言”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需要提及的是，派伊在政治文化方法的应用上是一个卓有建树的人物。他于1962年出版的《政治、个性与国家建设》一书、于1968年出版的《中国的政治精神》一书、于1972年出版的《中国：导言》，以及于1980年出版的《中国政治中派系协调的动力》等著作，都对政治文化方法的实际运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还需要列在这里的一些对于政治文化理论与研究实践的发展显有影响的学者及其作品是：伊斯顿（D. Easton）及其《政治分析的框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多米盖兹（Jorge I. Domiguez）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费根（R. R Fagen）及其《古巴政治文化的转化》；塔克（R. C. Tucker）及其《文化，政治文化，共产主义》；罗森鲍姆（W. A. Rosenbaum）及其《政治文化》；等等。

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从迄今所能读到的文献来看，多数同行的限定都与阿尔蒙德的相同或近似，即主要是强调它的“心理性”和“主观性”特征。但在这一基本的观点下面，仍然存在归纳的差别。用原创性和影响性作为衡量标准，在诸种定义中，可以说有四种概念具有代表性。

首先是阿尔蒙德、鲍威尔和沃巴视自心理或主观（psychological or subjective）角度的定义。受到帕森斯和席尔斯（E.Shils）理论的影响，[10]阿尔蒙德和沃巴在《公民文化》中称他们所说的政治文化，是指内化于民众之认知（cognitions），情感（feelings）和评价（evaluation）之中的政治制度。[11]沃巴认为，“政治文化是包括经验性的信仰（empirical beliefs），表达的符号（expressive symbols），以及价值（values）三者所交织而成的一个体系，这一切定义了政治行为赖以发生的情境。它所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中的所有成员的主观取向（orentation），是关联于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主观取向。[12]所谓“取向”，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那里包括：（a）有关政治对象（objects）与信念的认知取向，；（b）相对于政治对象的附着、系连或拒绝的情感取向；（c）应用一些价值标准对政治对象与政治事件加以判断和议论的评价取向。[13]以阿氏为代表的定义显然具有纯粹心里和主观的色彩。

第二种是伊斯顿视自客观（objective）角度的定义。与上述不一样的是，伊斯顿不把政治文化看作与一般文化纯然不同的东西。它的政治文化指的是一系列信念、观念、规范和价值，它们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它们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为之折服的力量。伊斯顿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神圣不可亵渎的政治与文化的图腾和禁忌、目标和约定，一切与此相冲突的欲望都难以如愿。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为这些传统价值所内化，因此他们不会容忍对此的任何挑战。社会的唾弃和不屑作为舆论制裁将迫使异类恪守常规，而那些铤而走险的极端分子将会以叛逆和蛊惑罪名受到惩罚。[14]国家统治者出于利益或稳定等因素的考虑，总会提供整合与诱导社会成员政治取向的一套由“价值（目标和原则）、标准、权威结构”组成的框架。价值成为社会生活的全面约束，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中规中矩，避免触犯敏感的制度神经；标准是为政治指令的执行过程所规定的一套期望遵守与可接受的程序；权威结构是为政策制定与执行而设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组织与实施模式，即权威得以传导和运行的关系及角色安排。 [15]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政治文化是通过外在强制而内化为主观习惯的。

第三种是白鲁恂的启发性（heuristic）定义。白鲁恂曾多次界定政治文化的含义。但以1972年为界，之前和之后有所变化。在1972年之前，他基本沿循着阿尔蒙德的观点。在几乎所有的著述中他都以一贯之地将与政治有关的内在态度、情感和价值划入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如认为，政治文化乃由人们在政治过程中累积的取向构成，它包括社会之权力与权威结构的现状，计算与估量因果关系的规范，价值群和情感反应的模式所形成的限制[16]；又认为，政治文化乃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order and forms）的特殊取向模式所组成，它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17]但在1972年以后白鲁恂对阿尔蒙德的归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由微观个体推断宏观制度是荒谬的；而确定主导一个民族政治态度与取向的特殊“分布”和“密度”更是复杂和不切实际的。要找出主宰人们外在行为的内在心思，或依据社会成员的取向来确立一个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同样具有相当的难度。而这一点恰恰是阿尔蒙德的主张。白鲁恂对阿氏界说中政治文化的指向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政治文化的初始假定是，以一种描述的方式来让人相信，一个制度的确是运行于一套价值、情感和取向之上的，它们成为一个制度独具特色的关键。所以，政治文化所包含的应当是那些使制度有所区别易于辨认的“取向”，而不必然是公众所有风格中最具特色的东西。为此，白鲁恂提出，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应是对政治制度运行起作用的部分，而不必追问其他态度的分布状况。[18]

第四种是以费根和塔克为代表的综合性（Comprehensive）定义。此定义的不同之处是强调了“行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两位政治学家看来，将政治文化局限在纯粹心理世界实际使它成了一个“极端主观化的概念”。[19]按照费根，政治文化应是与重复发生的显明行为方式相关的个人思维模式的集成。 [20]塔克同样认为，政治文化术语的运用应采借人类学家的方法，他们的文化概念既包括了隐在心理，又包括显在的行为。 [21]这种政治文化的综合说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明显有别于其他论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