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亲》所谓“父之党为宗族”，是对“宗族”构建路径的一个经典性提示，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将以本人之父为核心、以本人之父系为纽带的群体称之为“宗族”。只有在同一世系群成员间才存在宗族关系，不同世系群之间只会发生除宗族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如婚姻、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等）。《礼记·大传》记录了宗法的“十四字纲领”，即“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具有同一父系世系关系的宗族，是这一纲领的实施范围；互相间无世系关系的异姓和同姓因不属同一宗族，所以就不会遵行与己世系关系不同的其他宗族的宗法。宗法制度虽然是中国宗族制度范围内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两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应将对宗法的历史特征和世系特征的讨论置于基础和前提的地位，以免对宗法制度的理解宽而无边、泛而无节，出现超时代、超世系的偏差。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这一讨论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观点，宗法制度建立在“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之“嫡庶之制”的基础之上，是周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这一“宗法”形态虽然源于各宗族内部的世系关系，但十四字纲领中所谓“别子”、“继别”、“继祢”的具体内涵已被高度政治化，成了“天子诸侯继统法”（立子立嫡）的实施规则和实践途径，是姬姓宗族建国（周朝）后，为实现对中央、地方统治架构的重新整合，完成胜利者对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对宗族内部原有世系等级的系统利用；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根据这套选拔原则对中央、地方一部分关键岗位的“封建子弟”。但既然是国家行为，其出发点和覆盖面就不会、也不可能仅限于某一宗族的利益，国家也绝不会将某一宗族内部的世系差序等级，作为管理公共事务和进行人事布局的唯一依据，即便该宗族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占有最显赫的地位。周公、伯禽父子得封鲁国，某种意义上可说与实行周氏宗族的宗法有关，但姜太公吕尚之同时得封齐国，却明显与周氏宗族的宗法无关。在周代，不存在可以超越具体宗族范围、统一号令天下的“宗法”，不应将天子、诸侯、大夫等政治身份，与依其是否“继别”、“继祢”而定的“大宗”、“小宗”相混淆。后世有天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为天下之“小宗”；诸侯为各国之“大宗”，大夫为各国之“小宗”的说法，但这里的“宗”不是指源于宗族世系关系的宗子，而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君位“尊崇”。若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宗、君可以合一，此为宗族史上一大课题，拙著《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第三章对此有集中论述，读者可以参阅。

　　第二，根据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及“宗法”二字的北宋著名道学家张载《经学理窟·宗法》所说，宗法是“宗子法”的省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张载所说的“宗法”，不是指以前引十四字为纲领、以维护“百世不迁”之大宗为最高原则的周代宗法，而是专就宗族内部的“宗子法”而言。周代以后，宗族已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直接参预国家治理，拥有宗族的社会阶层，也从周代的皇族、贵族及高官显宦，逐渐转向中、下阶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陆续形成了一大批以官僚、军官、商人和地主为背景的强宗大族。然而，由于这些大族都不是贵族，从来就没有过来自祖先的爵位继承问题，其继承规则很简单。一般情况下由长子继嗣，长子若有意外改由次子继嗣，而且“亲子”以外的亲缘者继承或养子继承也被认可。这些宗族内部的宗法制度，已经从周代贵族宗族的大宗小宗制度，简化成宗族内部确立、行使和维护宗子权力的各种制度。张载和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希望发挥各宗族的主动性，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在各宗族中尽快形成一套接替、更换、选拔负有主持宗族祭祀大任之责的宗子的“宗子法”亦即“宗法”，特别是要在新形势下落实和强化“小宗”的特殊地位。张载出于他一贯具有的对建立人间秩序终极保证的幻想，对这一“宗法”形态社会作用的期待也相当夸张：“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宗法作为宗族内部有关宗子安排的一套规则，如果能够普遍建立，当然可以显示赵宋王朝“复古劝学”、回向三代的“尚文”“重士”之绩，也会在社会上发挥一定程度的道德教化功能，但若赋予宗法以“保国家”之类的历史使命，虽然积极用世之情动于衷、见于词，实际效果却只能是流于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