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我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其间，既与澳方民间学者座谈，也与澳军方官员对话，甚至还与在澳培训的各国军官交谈。交流中有共识，也有观念的碰撞，但不管是共识还是碰撞，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军事交流方面的必要性。
把目的和意图放到桌面上来
访问期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霍斯肯博士以“亚洲军力变化及透明度”为题向访问团作演讲。
他说，任何一支军队都存在或多或少隐蔽自己的问题，因为军力弱小的国家一旦让人看透、抓住弱点，就会被置于不利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透明度是有实力的国家谈论的话题。尽管这样，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和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尤其希望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军事透明度将越来越重要，包括在核武器问题上、军事力量建设目的上，否则就会因不可预知性而招来猜测。
霍斯肯博士还认为，中国每次遇到军事透明度方面的质疑时，总是以对方也存在不透明回应，这样很难说服人。对于中国来说，仅仅口头上表明自己是和平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上继续努力。
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我与在这里学习的美国上校史蒂芬同桌餐叙，看到我用电脑记录谈话内容，他特别强调自己所言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并强调坦诚交流在当今世界很重要。他认为中国军队的数量规模在缩小，但战斗力在提升。中国军队应向世界说明自己发展军力的目的，也就是增强军力透明。美国就不回避保持军事力量世界第一的目的，过去是单边主义，现在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美国民主价值观。他还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建造航母是合理的，但要说明自己的意图。
在自助取餐过程中，我还与一位印度少将进行了简短交流。这位印度将军说，他们国家有军官在中国国防大学学习，印度希望中国也派军官去印度学习，通过交流加深理解，这对于两个大国很重要，对于世界也很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高，但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以军事不透明为由指责中国，渲染中国威胁，原因何在？我认为不少人还是没有丢掉制度差异下的冷战思维。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澳大利亚，就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因经济利益而过度与中国接近，她强调美澳关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这充分反映出制度差异决定了不管中国怎么做，都很难改变一些人的对抗性思维。
当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中国文化是内敛的，强调“藏拙”，而建立于规则契约下的西方文化，更强调有什么意图和想法都说出来。
除了这些差异外，也有我们尚未有效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的原因。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样的理念与西方诉求本可以充分交集，进而实现良性互动，现实看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对话充满了火药味儿
访澳期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斯切尔博士以“大国实力变化及美国未来在亚洲的角色”为题作了演讲。他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恢复中美之间的政治、军事战略互信。中方要理解美国的做法并不是要遏制中国，美国的战略是全面的大战略，其目的是稳定其战略盟友。比如，依照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其实是有能力与中国竞争的，如果没有了美国，日本很容易武装起来，有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才能避免日本重新武装。
第二个挑战是增加中美沟通渠道与化解危机渠道。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增长，会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我们应当降低这种可能。为什么很多人开始考虑管控危机，因为武器的升级和互信不足，很容易导致重大危机。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应与各个方面对话来降低中美冲突的可能性。随着中国战略能力增强，以及与邻国的领土冲突，已经使美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一再发生冲突的目的，是减弱美国的影响力。
基于澳方观点我提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最近到澳大利亚访问，她提出发展澳中关系不能以削弱和牺牲澳美关系为代价。你们怎么看澳中美三国关系，如何处理澳中、澳美关系？”
斯切尔博士回答：“这个问题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争论，选择的结果会给澳大利亚带来重大损失，但最后可能被迫作出选择。一定意义上澳大利亚已经作出选择，就是在军事方面偏向美国，虽然与中国处理军方关系重要，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是根本，美国在达尔文驻军这一行动已经对此作出说明。”
或许是与澳大利亚军事学院院长一再强调交流中双方要多提一些尖锐问题有关，在代表团与澳方军人的对话中时常充满了火药味儿。在我方发言人阐述完观点后，一名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学习的日本军官首先站起来发言：“我是从一个民主国家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表示对这位发言人的阐述很失望，认为中国军人不敢表达自己独立的思考。
其实，在我这个长期从事中国军队理论研究的人看来，今天这位发言人非常坦诚，完全是在阐述其个人观点。
这种不同价值标准下的辩论很难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但即便如此也比不交流好，因为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想法是妥善处理双方关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