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敢于和善于搬开“深水区的顽石”。

对于潜海者而言，触及“深水区的顽石”，既是探索深海奥秘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潜海技巧的极大挑战。当民族复兴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触及“深水区的顽石”，改革发展就会停滞或徘徊；继续向纵深挺进，则会面临更大的“触礁”风险。这是当前推进民族复兴不可回避的“两难”问题。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选择了风险较小、容易推进的领域率先突破，而留下的则多是难啃、难以消化的“硬骨头”。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准确，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前改革发展确实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深水区的顽石”日益凸显出来，“触礁”的风险系数明显增加。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协调共进，发展的全局性要求越来越高，增加了战略统筹的复杂性和难度；传统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减弱的趋势，对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带来剧大冲击，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着更严峻的比较优势递减的挑战；人们日益增强的公平意识，不仅要求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对解决好“分好蛋糕”的问题提出强烈意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整发展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各种腐败和“潜规则”的难以遏制态势，对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及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造成严重危害，直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根基，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多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欲速则不达。

面对这些“深水区的顽石”，一方面，要敢于“碰硬”。诚然，要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直面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注重协调社会矛盾和解决现实问题，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短期的社会阵痛。但必须认清的是，如果无视矛盾、回避矛盾、遇到矛盾绕着走，非但不能实现科学发展，矛盾最终也将压倒和谐。另一方面，也要善于“碰硬”。和平稳定的局面，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在系统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必须切实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之间的关系。

要搬开“深水区的顽石”，既需要胆量，也需要智慧。不怕艰险、迎难而上，是改革开放精神的核心体现和必然要求。当前，面对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风险挑战，正确的态度不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慎重抉择、积极应对，勇于和善于将民族复兴引向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三，勇于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

人在顺境中最易产生惰性。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在顺境状态中尤需警醒的，往往不是应对外在的挑战，而是克服自身的惰性。在党领导人民推进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辩证的现象，就是形势发展不利的时候，总能极大地激发全党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推动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形势发展较好的时候，却容易使人头脑发热、盲目乐观、精神懈怠，使事业遭受挫折。

近些年来，是复兴大业发展较好、也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越需要居安思危、高度自醒，勇于直面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和问题，时刻警惕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骄傲自满、精神懈怠等不良情绪的滋生和干扰。更何况，民族复兴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所构成。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能否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实践路径，直接关系着民族复兴进程的持续推进。所以，如果不能及时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就易于陷入发展困境、坠入发展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年均增速10%的长时间经济高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主要采取了出口、投资拉动型发展战略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应该说，这些做法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然而，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固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的问题已不容忽视，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思维惯性影响，难以转变。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中已经形成了“求快、求量”的既有思路和工作方式，进而形成了“靠投资、铺摊子”的发展经济的思维惯性，短期内难以完成思想观念转变。这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二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愿转变。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出于政绩和既得利益的考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甚至为维护自身私利而抵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目前，尤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进一步强化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情况在干部考核中的分量；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有效消除各种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坚决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