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从“基本实现小康”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进的发展阶段，我们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来综合分析和判断，纵向上要对当前我国发展中所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及面临的形势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横向上要把中国复兴放在世界综合国力此消彼长的版图中加以对比，从而找准位置，找到差距，做到“心中有底数，前进有方向”。

一方面，从国内维度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仍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频发时期，未来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

在经济建设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阔步前进。但是，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资源紧张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日益凸显。

在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不断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发展和完善。但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愿日趋强烈，各种腐败、“潜规则”和既得利益滋生蔓延的态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尚不能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既“慢不得”、也“急不得”，面临着压力和风险的双重考验。

在文化建设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初步呈现，全党全社会对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相比，与改变中外文化软实力对比差距的任务相比，目前我国整体文化服务水平还不高，文化服务总量明显不足，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分布不平衡的文化发展状况短期内很难扭转，文化产业集中度也不高，缺乏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文化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是制约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实瓶颈。

在社会建设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新局面得以确立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一环，保障和改善民生越来越上升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领域呈现高发态势，各种矛盾冲突叠加交错，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根本上讲，这些社会矛盾的实质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的公权之间的矛盾。而对社会利益结构进行调整，则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非一日之功。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对社会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从国际维度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要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奋斗。

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不到5%；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一比例回升到大约10%。如果以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至少要占到世界的20%、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才能谈得上初步复兴。如果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复兴的标准，我们的差距则会更大。

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预测：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在二十一世纪后五十年，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先进水平，经济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十名左右。报告起草者同时还警告，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可能停滞、中断或倒退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曾经出现过两次中断、倒退，第一次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国的现代化当时倒退了二十年左右；第二次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化也出现了重大倒退。在本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经济现代化至少将面临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大瓶颈。其中，重中之重是提升经济质量。

在科技上，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中国一直牢牢占据世界重大科技成就的半壁江山。然而，近两三百年以来，中国却被西方世界远远地甩在后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时我们连一辆拖拉机、一辆汽车都不能自主制造。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追赶，中国科技水平显著提升，在一些科技领域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如2010年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但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基础科学理论创新、前沿问题研究及关键技术研发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文化上，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人类优秀文明的领跑者。中华文化崇尚以人为本的仁义观念，在公元一世纪就颁布过禁止使用奴隶的法令，比西方早一千多年；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各种宗教、文化和谐相处，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中华文化追求协和万邦，历史上极少对外发动战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是开创了世界古代历史和平交往的典范；中华文化也包含深厚的政治文明，中国的科举制要比西方的文官制度早一千多年……但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固守封建专制制度，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逐步丧失了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当前，文化上的差距仍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最突出的差距之一，在全球新闻、舆论、价值观传播秩序中“西强我弱”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上虽是顺差，但在文化贸易领域却存在较大逆差。据统计，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比例为3%，而美国则高达40%。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发展差距比经济发展差距更大，任务也更为艰巨。

正是基于对未来复杂形势和诸多不确定性的分析研判，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一百年大预言》一书中写道：“任何关于未来的探讨，都必须先从中国说起。拥有全球1/4人口的中国常被列入未来世界强国，它的经济在近三十年里突飞猛进，这无疑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但是三十年的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这种势头永不停滞，也可能正在逐渐减弱，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它可能要面对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困扰。” 2011年底，曾首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并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前景作出过乐观预测的国际知名投行高盛，也开始重新审视其之前的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潜力已见顶，“金砖四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思。

无论是从国内发展的形势来看，还是从国际对比的差距来看，中国的复兴之路目前都处于向上“爬坡”的关键时期，依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面对未来的一切风险和挑战，我们不能消极悲观，更不能骄傲自满，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我国的历史方位，找到差距和不足，制定正确的发展思路和举措，不断将复兴大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而自豪，但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因此而自满，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