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关注新领导班子反腐的“第一个信号”

不过，BBC记者在报道中表达了一种担忧：即便党知道腐败后果是致命的，也可能无法阻止它。

《金融时报》称，多年来，反腐斗争一直受到私人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说：“习总书记必须限制地方官员滥用职权，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针对地方上买官卖官的行为采取行动，这才是关键。”报道还说，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领导魅力，也许有助于他克服这一问题。

《卫报》注意到，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日前因涉嫌违纪而被调查，这“强调了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层发起的反腐风暴的严肃性”。这篇报道以寥寥数行介绍了李春城的从政经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寒冷的北方省份黑龙江开始了从政生涯，在2001年成为成都市市长，随后很快跨入更高层的省级领导层中。上个月，他在“十八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但该报着重说的是，这位再次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是习近平打击反腐行动的“第一个信号”。也许是出自同一个原因，路透社、BBC、美国之声、MSN新闻等西方传媒，都报道了李春城接受调查的新闻。

《华盛顿邮报》同样对反腐前景表达了某种隐忧：“自由派学者乃至许多体制内人士都说，需要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采取大胆步骤。但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举动也许会削弱党对政权的掌控。”

《经济学人》在报道中提到，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援引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初创时的反腐经验，提出“特赦”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法——即在2013年年底前，对那些愿意公开财产官员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

何教授说：“一般来说，我们都在与已发生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与未发生的腐败作斗争。”但他也承认，承认任何贪腐行为势必会牵连其他人，而若是真正公开财产，又要冒险顶着网络暴民的愤怒——也许官员们就只想把握机会，“藏好已经发生的贪腐”。

哪怕没有这些障碍，习近平与王岐山也许还面临着新的挑战：许多中国人，都已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了解到官员累积的资产，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特赦。

也许正是因此，《华尔街日报》才在报道中分析称，在中国，腐败问题牵涉到收入不公、公众参与国家管理，以及在民众参与意识增强、参与度提高的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来自5亿中国网民的挑战

中国普通民众在反腐过程中，开始承担越发重要的角色。

10月，《人民日报》引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字报道称，在官员受到调查的案件当中，超过70%是来自民众或其他官员的举报。

不止《卫报》一家西方媒体注意到，越来越多愤愤不平的普通中国人转向网络，在流行的微博网站上揭露腐败。

诸多外媒在报道中提及，在网络用户的围观与审视下，官员头上受人尊敬的光环开始被摘下。《卫报》在报道中提到了雷政富，形容他和一位妙龄女郎发生性关系的视频，像病毒一般传遍了新浪微博。

《华尔街日报》与《经济学人》所举的例子，是另两位被免职的底层官员——酷爱收集手表的“戴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杨达才，与广州番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局长、被网民称为“房叔”的蔡彬。《华尔街日报》介绍说，今年他俩因被疑腐败而遭网民曝光，并引发网民对各级官员的质疑。

借助互联网，中国网民似乎对官员豪车名表的品位，还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越发敏感和了解——他们在微博中写道：“这些官员的消费支出，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工资收入。”

BBC提到，过去10年，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既可以仔细审视党，同时发泄对腐败的愤怒。

显然，外媒相信，新技术令中国那些贪腐官员们面临着更大挑战。《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中国网民监督官员腐败》的报道中就形容，运用互联网，网络用户搜寻照片以及公开文件，揭露有违法嫌疑的官员。“这些来自中国5亿互联网用户的关注，使得官员们的行为面临前所未有的严格审视。”

《华尔街日报》称，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能否在推行必要政治改革同时，又不引发可能威胁统治的社会动荡。该报坦言，中国网民的呼声并非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呼吁对现存制度改良，以便更好满足普通民众需求”。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可能会以尝试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以及尽快扩大党内差额选举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改革。

年过八旬的哈佛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诉BBC，政府官员拥有的巨额财富也许能被视作合法，但它们也会令党感到非常尴尬。“城市资产阶级之所以在当年抛弃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就是因为他们是那么腐败。共产党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