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资料图片

《民国出版史》 吴永贵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历史是不容割断的，但在今天的记忆或历史读本里，难得看见完整的历史链条，很多事实的碎片犹如浮尘，随风而逝，瞬间无影，像没有发生一样。即便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也难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完整的发展观，对近60年的历史不甚了了，对民国的历史更是知之甚少。

　　吴永贵写《民国出版史》，不完全是他想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晒”出来与人分享，还在于“晚清以降的近现代时期，正是我国近代意义出版业的发生与发展阶段，对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产生了绵延影响”，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细致梳理，理应成为当今出版研究的重点；更有“发思古之幽情为了现在”的冲动和紧迫，一种战士欲上战场的责任和勇敢。《民国出版史》的出版，给了出版人重新发现、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民国出版的机会。

　　综观民国出版，不仅“它的多面与多元”，“为后人作未来憧憬和假设时，有较为丰厚的矿脉资源可供开掘”（《序》），而且“在这一急剧变革的百年历史时期里，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产生了许多有作为的出版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经营才干、体现出来的出版精神和所作出的出版文化贡献，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思考和大力借鉴。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使近现代出版史的学习，又多了一层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文化人办出版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七大出版机构以及新潮社、北新书局等八家有影响的中小书局，本书用很大篇幅记述了他们的经营发展情况，重点介绍了张元济、王云五等十多位大书局的重要出版人物以及鲁迅、巴金等十多位有影响的编辑出版人物。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很多出版机构的一份独立与自尊，出版人物的一份锐气与敬业，都让人感受到一份令人神往的出版精神和文化情怀。人们在总结其原因时，“文化人”办出版是一条重要经验。这里所谓“文化人”，是有文化自觉的人，有文化理想追求的人，他对文化有虔诚感和敬畏心，对企业有荣辱感和责任心，对出版有亲切感和使命感。他的底色是文化人，这与他讲政治、讲经济、讲效益并不矛盾。反观近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缺少出版家、编辑家，也与缺少真正的文化人办出版有关。社会忘记了出版存在的价值是对文化的传布和文明的传承。赚钱是出版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但若以赚钱为终极追求，是对出版生态的最大破坏，出版本应有它更高的精神追求和更大的文化目标。

　　出版技术的变革

　　吴永贵坚持将科技进步带来出版技术的飞跃性变革作为划分出版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这是他拨开层层繁杂，对中国出版发展进程的独特理解。他在先前主编的《中国出版史》后记中说：“新出版技术不仅带来新的文献生产方式，它还同时带来新的文化传播路径和新的阅读接受状态。因此，我们在出版史的宏大叙事中，就不能不格外关注技术因素对出版新范式所产生的拐点性影响。当然，在拐点与拐点之间，诸如政权的嬗递，政体的变更，思潮的起伏，文化的运动，教育的展开，乃至经济的变化，都会投射到出版经济与文化活动中，从而在出版历史长河里，形成圈圈涟漪，或掀起阵阵风浪。凡此种种，共同构筑了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出版时空大背景。”所谓“拐点”，或改变发展方向，或加速发展进程，动力都来自科技进步带来出版技术的变革，这是当下出版人感受最深的。来势汹涌的数字技术正有横扫传统纸质出版之势，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已经极大地丰富并改变着出版的业态、面貌、方向，也由此演绎出中国出版发展迥然不同的四个历史阶段：抄写时代、版印时代、近现代印刷技术引进和应用时代、当代以数字出版为标志的全媒体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进步即出版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出版业态为依据，是对出版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把握，避免了以朝代或政权更替为出版划分阶段的简单做法，让出版回归到文化本质，有利于维护出版学科的独立性和人文品格，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更提醒今人要抓住科技进步的重大时刻，加速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以科技为动力推进当代出版的科学发展。

　　出版市场化的借鉴

　　市场化是出版企业做强做长的必由之路。出版企业是以出版为内容的企业，做企业就应该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竞争中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市场竞争中获益，以优秀出版物赢得读者。吴永贵认为，“民国书业以民营为主，在商言商，竞争激烈，并在市场资源配置下，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后记》），“形成了十分可观的出版产业。资产规模前五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均是股份制形式的民营书局。他们在市场为主导的出版环境中，审时度势，关注对手，把握商机，锐意经营，终于做大做强。这样的出版生态，有的是竞争，少的是垄断，靠市场配置资源，凭实力排名座次。要想在对手如林的出版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做到青山不老，出书就不能不格外严肃认真”，“更需要爱惜羽毛，更需要关注长远”，“前期种下的良好社会声誉，转化成了长远的经济效益”（《序》）。这些成功的经验，“对当前的出版市场化改革，不失借鉴意义”（《后记》）。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后集团化时代，但现代企业制度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当务之急，是要革除跨区域、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的政策壁垒，通过资本运作和股份制改造，将国有出版企业彻底市场化、公众化，在依法经营的规范下，放手让出版企业“走出去”，自主运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