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倾向测评模型及结果

结合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和当前中国较为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从以下特征着手，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1、爱国主义情绪高低;2、对政府的不满程度;3、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4、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5、排斥他者的程度;6、怀旧情绪的高低;7、社会信任程度;8、非理性程度;9、思想保守程度;10、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11、对自由的态度;12、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13、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14、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其中，1~8为核心特征，9~14为非核心特征。

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我们将每个方面设计成一个“测试”，每个“测试”又分解为若干问题。考虑到民众心理的多样性，不可能期望每个被称为民粹特征显著的人在这14个属性上都很突出，所有的测试结果均呈显性。因此，我们研究了各种组合，最终确定，如果某个人在与核心特征相关的8个“测试”中有5个结果呈显性，且在与非核心特征相关的6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将他看作“民粹特征显著者”。同理，如果某个人在前5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且在后9个“测试”中有4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把他看作“民粹化倾向者”。以下，我们将分析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每个特征，并给出受访者在这些特征上的相应统计数据。

是否有较深的怀旧情结。我们所测量的“怀旧情结”，并非是指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尊重传统，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指：由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民众更可能因为缺少一个可认同的政治身份，而倾向于从旧有的政治体系中寻找一个身份符号作为寄托。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怀旧情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中国与外国发生外交冲突时，很多人倾向于把外国看成是有敌意和有威胁的。尤其在当下，外交冲突在媒体中似乎已成了中国民粹主义唯一的导火索。为测量民众的外交冲突敏感性，我们设置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问“‘有些国家总是欺负或挑衅中国’这样说对么?”19.3%的民众完全赞同这种说法，31.3%的民众表示在较大程度上赞同。接着，我们发现，有54.7%的民众承认，“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另外，有54.5%的民众主张，“反抗外国侵略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第二，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9.2%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25.0%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在处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时，胆量比对利害关系的思考更重要”的说法时，31.6%的人表示完全赞同或在较大程度上赞同。

第三，“极端爱国主义”促使民粹情绪高涨。爱国主义本身值得褒扬，但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成正相关关系，与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政治认知程度和政府满意度成负相关关系。为测量受访者是否有极端爱国情绪，我们设置了四个问题。当问及“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想法?三成受访者表示完全符合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对于“无论中国有什么缺点，我仍然爱这个国家”这句话，有87.7%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同意，其中，高达35.7%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六成民众对于“当外国对中国形成威胁时，人们应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团结对外”的主张持基本肯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22.0%的人承认，“假如有来世，会选择继续做中国人”。

是否有较低的政府满意度。当人们对政府感到不满时，就可能以“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之名，响应民粹主义号召。为测量政府满意度，我们首先问“‘在我对生活或社会有不满时，政府也不会关心我的看法’这句话正确么?”30.9%的人表示这句话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符合他的感受。在政策“输出”方面，36.5%的民众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现在，政府的政策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与爱国主义情绪一样，对政府不满本身并非负面的现象，只有在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时，它才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滋生。

是否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反对精英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日常生活看得非常美好;另一方面将普通人当成神灵、美德或某种美学价值的化身，并为普通人冠以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当问及是否赞同“生活中的普通人往往具有最值得赞美的精神”这句话时，高达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另外，有70.7%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认同“平凡的生活是最美的”。

是否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民粹特征显著者通过意见和言辞上的特征来识别他人，将没有这些特征的人排斥在自己所认同、归属的人群之外。这种排斥心理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网络社区中常见的“是中国人就转”一类的言辞。在调查中，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的说法，17.9%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少于表示完全反对的人(20.6%)。对于因爱国热情而产生的冲动行为，32.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远少于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对的人(64.0%)，仅有3.3%的人表示完全肯定。这说明，对于在日本“购买”钓鱼岛后一些人以“爱国”名义进行的过激行为，多数民众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在“80后”、“90后”群体中，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的人高达42.8%。

社会信任度是否较低。正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信任，无法融入真实的、具体的集体中，冷漠相待，以邻为壑，才更可能让人迫切地从一个空洞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中寻找温暖。我们采用简化了的罗森堡量表测量社会信任度。当被问及“当您遇到困难时，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关心您么?”，34.8%的人表示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高达94.9%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如果我不注意，别人就会欺骗或欺负我”的说法。

是否缺乏理性。非理性是以上所有因素转化成民粹主义的催化剂。首先，非理性表现在盲目从众、缺少对善恶的判断上，因此我们问受访者“我很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是否符合其心理。对此，85.0%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心理。接着，我们关心民众对于“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解，有57.1%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最后，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鼓吹强人政治，轻视宪政制度。因此，我们将马克斯·韦伯对统治权威的分类做成问题，看受访者看重领导人的哪方面品质。高达50.5%的民众选择了“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多于看重“由法定程序产生，按照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做事”的人(44.7%)，仅少数人选择了“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

思想是否守旧。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盲目服从。对于“领导和长辈的要求，即使违备道德，也应当照办”这种说法，有37.9%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另外，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我们问民众是否赞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完全没有违反法律，也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严厉惩罚”的观点;对此，高达62.3%的人表示赞同。在“购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违反法律来表达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道德至高点，仅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很可能极力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其次，道德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有很强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爱国主义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

是否轻视自由。民粹特征显著者对群体符号、服从和道德观的依赖，可能使他们轻视自由的价值。我们问受访者对“自由是人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否赞同，基本上或完全赞同的人占到了74.1%。

对政治事务、理论和精英集团是否存在抵触情绪。首先，出于对精英主义的否定，民粹特征显著者更可能看重简单、直接的手段，他们不认为复杂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给自己带来福利，因而也不关心政治。调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对政治完全(或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兴趣。另外，由于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借鉴西方政治发展成果没什么必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调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观点。其次，民粹主义还可能轻视理论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对于“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这种观点，有高达71.5%的民众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最后，无论一个强占大量公共资源的权贵阶层在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众对此的负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绪。调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正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说法，其中高达49.2%的人表示完全认同。

综合以上提到的标准，我们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

在民粹特征显著者中，满足“将日常生活浪漫化”这一核心特征的人最多，达94.3%(普通民众中仅76.5%);满足“对政府的满意度较低”这一核心特征的次之，有91.5%(普通民众76.2%);满足“有极端爱国情绪”这一核心特征的有91.2%(普通民众55.4%);满足“思想守旧”这一非核心特征的民粹特征显著者最多，达91.7%(普通民众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