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正把树皮扒下来，以磨成粉充饥。

逃荒路上的灾民。

灾民

河南灾民在饥饿中无助地死去。（福尔曼拍摄于1943年的河南）

白修德

（本版照片由福尔曼拍摄于1943年的河南）

外媒眼里的1942大饥荒：先被遮蔽，后被遗忘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电影里的“老东家”、“栓柱”是艺术加工出的人物，却也是3000万难民的真实缩影，苦难烙印在他们身上。70年过去，“老东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生命，早已湮没成历史的尘埃。

电影里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却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把那次灾难记录在他的报道和回忆录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难史。这位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曾说，在中国河南的遭遇，让他“懂得了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生与死的真实意义。”

通过白修德的眼睛和笔，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难，绝不仅仅是电影开头所说的“吃的问题”。

　　《等待收成》

1943年初春，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美国记者白修德，与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道，跳上了从郑州开往重庆的火车。

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当时只有24岁的白修德刚刚在中国的河南目睹了一场真实的人间惨剧：3000万人在饥荒中颠沛流离，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着倒毙的饿殍，难民们在饥饿中麻木、疯狂。而政府组织的赈灾不见踪影，听任难民们的生命像草芥一样消失。

这一切，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悲痛而愤怒。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

乘上火车几个小时以后，这两个愤怒的外国人在洛阳火车站下了车，白修德几乎是一路飞跑到了洛阳电报局——归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他要把河南大饥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报道稿件早就写好了，题目是《等待收成》。联系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灾情，这个题目流露出的情绪让人绝望。

青黄不接的春天，正是灾荒年月最难熬的时候。经历了一年饥荒的难民们，不知能不能捱过去。政府救援还是没有到来，唯一的期望就是等着田里的秧苗长出庄稼。

收成，却似乎遥遥无期。

白修德写了一篇足够震撼人心的新闻报道，但他并不确信这篇报道能不能传到美国。他太熟悉当时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了——在成为《时代》周刊记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国民政府新闻处顾问，干的就是新闻审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原名提奥多·h·怀特，白修德是他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1938年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于是来到了中国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

但是，这份“顾问”的工作却没有给白修德带来任何成就感，“从业务上说，我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月薪65美元。我自认为是‘反法西斯的战士’，实际上却受人雇用去操纵美国的舆论。”不久之后，白修德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时代》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

《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中国，一直对中国抱有特殊的亲密感情，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板立场一致，在新闻报道中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蒋介石个人充满溢美之词。1942年大饥荒中的所见所闻，让白修德转向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国麦卡锡主义者视为抗战期间所有驻华记者中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开发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也同样清楚，这篇文章很可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制定的新闻审查制度，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接受审查。而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老同事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下来的。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被报务员发到重庆去，而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第一时间直接发往了纽约。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没弄明白这封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服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

不管是疏忽还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题为《等待收成》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中国的河南正发生着一场不可想象、极其惨烈的大饥荒。

就像文章的题目那样，河南的难民们正在饥馑中等待着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们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们等来的却是绝望、死亡。

　　水、旱、蝗、汤

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秆上渐渐枯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酝酿着，只是这一切的征兆，都被战争的硝烟暂时掩盖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环敌，全省半数之地被日军侵占。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苦难的岁月。

一春无雨，田里的小麦收成不足常年的两成。新中国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又一个荒年的到来。麦收之后，河南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秋收成了人们唯一的指望。孰料，那个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续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紧跟着蝗灾。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过之处，田间秧苗皆被一扫而光。一些临河、依井的良田，原本还能略有收获，这一下却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灾之外，战争更是这场灾难的关键成因。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之前，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掘开了花园口，造成黄河改道，泛滥成灾。

“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是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长年征战，河南一直是全国出兵出粮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疮百孔，多年的征粮征兵，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农民家里没有存粮。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不顾人民死活，仍在强征军粮。在这一点上，掌握着河南军权的蒋鼎文自然难辞其咎。而河南流传的民谣却道出了另一个为祸之人。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个“汤”，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抗战之时，汤恩伯部数十万人驻扎河南，军纪涣散，为害乡里。而在河南灾情严重之时，汤恩伯又推出了几个所谓“德政”，强征民役，引得民怨沸腾，被民间列为河南四大灾害之一。

旱灾不同于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其发生和加重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过程。原本也有足够的救援时间。但河南正在发生的大饥荒，却在很长时间里不被重庆所知。赈灾的不力乃至对灾情的置之不理，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获得的河南饥荒情况，只有一些只字片语的传闻。在坊间、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级酒会以及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他能够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听见一个河南来的人说……”

“我看到一封洛阳来的信……”

以记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官进行过求证。而所有这些传言，都得不到证实。

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国民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

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河南文史资料》记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勇敢地为民请命。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

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重庆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到了重庆，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根据多年从事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