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庆，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广的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一封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

从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确信，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

来不及实地采访，白修德把这封信的内容改编了一下，写成了一篇稿子《十万火急大逃亡》，用电报作为急件发回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这篇报道于1942年10月26日刊发。

“这篇报道应该是经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的，因为文章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政府救灾不力，只是客观陈述了河南的灾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两位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所见。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郑州写道，‘教堂前，有六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要跟随着造成拖累。”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

同时，白修德也在这篇稿子里简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了1000万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个不够准确的判断：“不管重庆的决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

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淹没在同时发生的众多国际大事中：苏德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胶着、非洲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开打……甚至宋美龄访问美国时的出色演讲，都比这篇语焉不详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没有料想到那时的河南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更难以想象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封锁，当时的国内媒体，竟然没有对河南的灾荒进行详细客观报道。

一直到12月份，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往陕西涌。洛阳城街头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让张高峰恼怒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去卖地抵租。”宋致新说。

于是，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叫《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

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社长王芸生字字血泪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就是这两篇稿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根据王芸生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询问，而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停刊的事件触动了白修德。凭着对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和蒋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认定河南灾荒的惨重超乎想象，在重庆所得到的信息远远不够。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于是，他拉着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向国民政府新闻处提出了采访申请。他们得到的批准并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陇海路火车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和陇海路所经过的潼关。”

　　直面饥荒

潼关，是白修德、福尔曼灾区采访的第一站。

在潼关车站的那一夜，“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们的周围满是挤成一团的农民。”

在他们周围的这些难民，“能够卖出的东西都拿来换成纸币，或者在饭摊上廉价换取吃食。”“婴儿大声哭闹，然而，即使有个婴儿已经死去，也没有人去注意。”“士兵在这些下层民众中间巡查，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们为了寻找食物而突然乱窜，或者乱哄哄地爬上夜里开动的车子。”

这些叙述散见于白修德自己的回忆录中，可想而知，当天晚上，这位记者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当地政府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铁路上的巡道车。白修德穿着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辆敞篷的巡道车上。他用带着黑色幽默的口吻写道：“仿佛是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或者像一位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不过我检阅的却是一场饥荒”。

在一个叫铜钱田的小镇，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层摞着一层，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而掉下去，但火车决不会理睬。”

“没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铁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到达河南省会洛阳时，眼前的景象让白修德震惊。洛阳是陇海线上的一个大站，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已经被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难民们认为，到了洛阳，上了西去的火车，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阳火车站，白修德看到，“人们像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动弹。父亲使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沿着荒弃萧索的街道，穿过到处弥漫着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尔曼找到了洛阳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过10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作为向导和翻译，他带着白修德、福尔曼骑马出发，“他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正在濒死的人们。”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体，一座座衰败空旷的村庄，一个个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充饥的难民……这些惨烈的景象让信仰犹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极大的震惊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识到，他们几个人骑着马穿过这些面黄肌瘦的难民时的危险性。难民们盯着他的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学会了快马加鞭冲过那些人群。有时他会抛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饼，引开围拢着他的人；有时不得不硬起心肠，用鞭子抽打那些拽着他的衣服和马尾巴的手。“在一个荒芜村庄的废弃教堂里，我承受着人间悲剧的巨大压力，跪下来为众生祈祷，并不觉得亵渎了自己的信仰。”

到达郑州那天，天下着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这里，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间。

半数的村庄已经衰败，有的完全荒弃。春耕的肥料一堆堆无人照管。村子里能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个人影都能吓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见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体，因为瘦，脸已经干瘪而显出骷髅的形状。她注定无人收葬，直到鸟或狗把她的遗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着。它们已经恢复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饥荒之中，只有以死尸为食的它们膘肥体壮。

白修德说：“我没有见到过有谁杀了别人将他吃掉，并且也从没有尝过人肉”，但越来越多这样的传闻让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这是很可能真正发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办点好事的军官”，在郑州，一个地方官员把盖有印章的布条发给许多家难民，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火车的起点站，他们就可以凭布条免费乘车东逃，“但是他在发放难民通行证时并没有发给他们粮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是残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尔曼，中国几乎所有官方媒体都在报道政府如何积极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难民都没有见到政府拨发的任何救灾款或赈灾粮。

在《大公报》之外，河南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先锋报》，是当时为数不多真实报道河南大饥荒的媒体之一。

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笔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为南阳《先锋报》的特派员，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了1个多月，在《先锋报》上登载了十多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十分精彩的灾区报道。当年5月，这十多篇报道被集结成书，书名《豫灾剪影》，在河南地区发行了2000册。

在后来所有媒体都不敢再发声的时候，地处偏僻的《先锋报》仍然对河南灾荒发表了70多篇社论和时评，直至大灾结束。

张高峰和李蕤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位深入报道过河南大灾荒的中国记者。相对于白修德和福尔曼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们承担着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1943年3月，张高峰因“亲共”罪名被捕，李蕤则孤立无援地在河南灾区孤独奔走。而这时的白修德和福尔曼，已经结束采访，正准备踏上回程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