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引起了广泛讨论。但是很显然，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者对于全球治理起始阶段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有所扭曲。由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肇始于对“全球新生活”的感知，尤其是知识精英的知识贡献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无所不包的社会实践，以罗西瑙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普遍把全球治理视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受此影响，全球治理的研究对象更多指向国际组织、跨国公民社会团体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它们在国际规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以奥兰?扬为代表的环境问题研究者，或许真的怀有从下而上就能够带来真正全球变革的信念。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的发展显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人们逐步认识到第一阶段全球治理的限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家之间更大程度上的合作，试图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取得更大成效。毫无疑问，早期西方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晦涩解读甚或某些试图将之纳入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做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全球治理。笔者认为，总括近10年来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和理论上的努力，我们可以初步把全球治理区分为三大特点，即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和跨国主义。
　　　　　　　　全球主义
　　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全球契约关系，致力于全球层面的价值共识和公共舆论，推动建立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体制，并试图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和有约束力的全球宪章、条约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全球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从继承和发扬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全球共同价值观意向而言，它显得毫不出奇。1992年由 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由联合国有关机构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创办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的报告《天涯成比邻》（OurGlobalNeighborhood），其实就是全球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的经典表达。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全球主义的全球治理实践所取得的空前进展。它们就是成立于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和2005年开始强制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超越国家直接管辖个人的普遍管辖权其实代表了全球法治和全球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的一贯主张，这就是建立在全球公民社会之上的“共识”——“主权取决于它保护个人权利的责任，无论任何国家失去了这个责任，其他的主权国家就可以运用国际权威保护和维护个人的权利”。《京都议定书》所展示的则是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契约”，为了防止气候变暖可能最终无法控制的可怕后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全球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在全球共识的基础上首先达成一个全球行动方案，然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通过缔约的方式去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