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主义
　　跨国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应该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最新发展。该理论具有三个支点，堪称“三驾马车”。其一是跨国政府部门网络，其二是主要由跨国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民社会团体组成的跨国社会机制，其三是借助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而产生的有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市场机制。跨国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其实是灵活利用世界上现有的权力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及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对于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内在规律的巧妙运用，使得许多难以突破的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和缓和。但跨国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中远未发育完善，应该说尚且处于起始阶段。
　　跨国政府部门网络主要是指各国政府次级政府部门之间所形成的横向联系网络。由于它们促进了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相互协调，这些网络实际上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全球治理效应。近些年来，各国政府部门和次级政府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它们之间已经隐然形成了一个跨国跨部门的政策协调和执行网络，在司法、立法部门，金融银行机构甚至在次级政府和次级政府部门之间交流、共享信息和资源，联合执法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于它们才是政策的实际制定和执行者，这些政府部门和次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联合网络化趋势所产生的全球治理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通过加强彼此联系大体上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家网络。一是以欧盟为标志的目标多元和拥有宪法的政府网络；二是从事专门事务（一般是贸易事务）的政府间网络，如南非共同体（Mercosur）或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三是负责区域性的协调政府网络，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或东盟（AS-EAN）。最强大的政府网络共享国家主权，而政府部门和次级政府网络则是通过分散权力和资源取得合法性，通过向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权扩大了公民社会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概而言之，正在出现的跨国政府部门网络具有共享主权和责任、灵活的治理程序以及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更具时空多样性的关系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跨国政府部门网络是在实践中自发生成的，某些特别的决议之间往往产生相互矛盾的规则和制度，使得政治控制力降低。
　　跨国社会机制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机制。尽管有时发起激烈的抗议活动，但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它们发起的跨国社会运动已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倡议、咨询的作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从可持续发展到气候变化，从生物多样性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禁雷公约到国际刑事法院，当今全球治理的许多议题都来自它们的主张和倡议。跨国社会机制本质上是通过社会舆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跨国社会网络，这一网络在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和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国际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跨国市场机制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及其内在规律，有效化解和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迄今为止，《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碳交易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和联合履约是最为成功的市场机制实践案例。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 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碳交易又被区分为两种型态，分别是配额型交易和项目型交易。在全球治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是重大实践创新，正是由于它们的引入，有效弥补了此前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最终得以建立起更加丰富和全面的治理机制。
　　跨国主义的全球治理正在当代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展现它的活力，并仍有巨大的理论发展空间，尤其是当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全球治理实践遇到阻力或陷入停顿的时候，跨国主义的全球治理往往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该理论显然不是万能的。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其实践效果还是理论影响力都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