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鄉運動對我國城鎮化的借鑒意義【2】

　　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后，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為城市工商業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城市從農村的依附者迅速轉化為城鄉關系的主導者。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廣泛經歷著城市化浪潮，城市和農村地區日益頻繁的人口、資源和信息流動，促使城鄉之間地理空間與功能的界限逐漸模糊，人們越來越難以將城市和農村視為相互排斥的一對實體。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既是對工業化時代城鄉關系惡化的批評，也是對城鄉一體化雛形和發展趨勢的一種精彩推演。

　　20世紀40、50年代，經濟學、地理學和區域規劃學等不同領域的城鄉關系研究開始起步，城鄉關系（urban-rural relationship）概念的出現正是對19世紀初普遍流行的傳統城鄉二分法觀點的重大突破。特別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學界針對城鄉關系研究提出了許多著名的理論模型，例如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拉尼斯—費景漢二元經濟模型、托達羅模型、弗裡德曼“核心—邊緣”理論以及麥基的Desakota模型等，這些理論觀點在不同程度上解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奠定了后來研究的理論基礎。

　　城鄉互動的萌芽與發展階段：城鄉發展失衡成為普遍問題。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學界開始從具體要素的層面來考察城鄉之間的互動，實証研究表明，城市中心區與農村之間的人口、商品、資本及社會交易等聯系，在農村和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②具體表現為，在經濟領域，許多城市企業依賴農村來滿足消費需求，農業生產者則借此獲得使用城市市場和公共服務的機會。此外，許多城鄉家庭也依靠農業與非農業收入相結合的方式來生活，尤其是那些社會資源相對貧乏的弱勢群體。

　　但是，眾多理論成果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城鄉關系問題已經得到合理解釋並在實踐中得以妥善解決，城鄉發展失衡依然是一個普遍問題。直到20世紀末，人們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仍然滯后於城鄉關系的發展現實，直接影響到人們對城鄉關系做出改進的客觀實踐活動。例如，Isserman發現，官方統計體系將國家劃分為都市區與鄉村區，掩蓋了城市與農村活動交織在一起的本質，不利於全面把握農村的發展現狀，從而誤導國家政策的討論。③傳統的城鄉二分觀點深深地扎根於國家規劃體系之中，已不足以應對城市周邊地區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的變化現狀。Mylott研究發現，許多國家政策一直專門地關注農村地區或城市地區，未曾致力於建立兩個部門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城鄉之間存在明顯界線的觀念，扭曲了城市、農村和日益重要的城鄉邊緣區的發展現狀。④這種分執城鄉一端甚至有意無意地向城市傾斜的立場，無法真正把握城鄉關系的實質。

　　城鄉互動的深入探討階段：城鄉關聯成為規劃與發展的普遍共識。出於呼應城鄉發展的現實需要以及學術自省等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對城市和農村的傳統劃分方式作出深刻反思，眾多國外學者日益認識到，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和環境上是相互依存和互為補充的。這種認識的一個直接后果便是城鄉關系（relationship）向城鄉關聯（linkage）的術語演變。Tacoli進一步論述了城鄉關聯的概念內涵：首先，城鄉關聯包括農產品和其他商品，從農村地區的生產者手中流動到城市市場，供應給當地消費者並轉發至區域、全國乃至國際市場，以及工業制成品和進口商品以相反的方向從眾多的中心城市流向農村居住區。其次，城鄉關聯包括農村與城市居住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或是定期通勤，或是不定期地前往位於城市的服務區域和行政中心，也可能是暫時性或永久的人口遷移。再次，城鄉之間的信息流通，包括從商品價格波動到市場體系領域的各類信息，對潛在移民而言，即關於就業機會的信息。最后，城鄉之間的資金流動，主要包括移民寄給所在家鄉的親屬們和社區的匯款，這筆流動資金包括移民寄給農村家庭的養老金，以及位於城市的機構對農村所進行的投資和信貸活動等。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