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教化史視野下的《了凡四訓》及其現代意義

《了凡四訓》是明代袁黃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部著作。它本來是袁黃為子孫所著的一部家訓，但問世之后，這本書作為勸善書在社會上廣為流布，擔負起民間道德教化的功能，對普通民眾的道德觀念和道德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從中國道德教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了凡四訓》出現並在民間教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並非偶然，其中所體現的教化觀念及其歷史作用，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傳統道德教化的特點和發展規律，並對今天的道德建設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從《了凡四訓》看中國傳統道德教化的特征

中國有著悠久的教化傳統，傳說三皇五帝時期就“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史記•五帝本紀》）尤其是儒家思想成為封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之后，作為德治、仁政治理理念的具體體現，教化在國家生活中具有了重要的意義。正如司馬光所說：“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資治通鑒》卷六十八）明清之后，在國家強化道德引導和控制的同時，道德教化的主體也逐漸下移，家族、鄉村自治組織、宗教團體等在社會道德教化中的作用被大大突出出來。《了凡四訓》最初為了凡先生的誡子書，貫穿書中的立命、積善、謙德、改過等思想，可以說就是他對家庭成員進行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成書之后，這部書被宗教組織、慈善機構等大量印行，並且成為許多熱心於道德教化的民間人士向大眾進行講述的教本。因此袁黃也成了“迄今所知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具名的善書作者” 。《了凡四訓》之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之后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除了其本身兼具思想性和通俗性的特征之外，適應了歷史發展對於民間道德教化的期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國家出現之后，教化一般都被看作一項與國家的政治建設息息相關的活動，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古人普遍認為，道德教化是國家穩定和強大的關鍵，是實現“王天下”理想的直接途徑。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認為，對老百姓施行教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們就能夠“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同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如果統治者自覺地在其統治區域內施行道德教化，“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統治者隻要能夠廣施教化，就能夠通過王道使天下的人都歸附他，從而實現王天下的目的。統一的漢王朝建立之后，由於吸取了強秦滅亡的教訓和治理國家的需要，道德教化受到格外的重視，並被真正地付諸於國家治理實踐，這一傳統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被延續下去。與先秦諸子更多地從人性等理論層面對教化進行分析和闡述不同，漢代以后的思想家對教化的論証和分析的側重點轉移到了社會治理的實踐層面，將穩固統治、強大國家作為道德教化最直接的目的，正如漢代的賈誼所說：“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勸之﹔民勸之，然后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后君樂也。”（《新書•大政下》）

道德教化不但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社會性，是政治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教化的社會性，首先表現在它的有效實施必須充分調動社會的各種力量，而不能隻依靠政府和官吏憑借政治力量來推行，也不是象現在所理解的學校德育一樣，隻被看作是教師的職責。在我國古代，每一個人都是道德教化的接受者，同時又是道德教化的參與者。在家庭或者家族中，不僅長者要對家族中的其他人作出表率，規劃、執行和監督整個家族的教化活動，而且每一個人在做任何行動時都要考慮到對整個家族的道德影響和可能會對整個社會道德水平帶來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宗法痕跡明顯的農業社會中，這一規則和要求可以擴展到整個社會。另外，道德教化的社會性還表現在，它的目的是社會性的。道德教化的直接目的，就是使人接受和遵守一定社會的道德規范和要求，促進人的社會化，這是社會穩定的關鍵，也是社會存續的基礎。

作為家訓和勸善書的《了凡四訓》的出現，正是道德教化的政治性和社會性統一的體現。封建社會晚期，國家通過科舉等制度的引導，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封建國家的意識形態有逐漸下移的傾向。正如蔡元培所分析的：“自漢武帝以后，儒家雖具有國教之儀式及性質，而與社會心理尚無致密之關系。其普通人之習行，所以能不大違於儒教者，歷史之遺傳，法令之約束為之耳，及宋而理學之儒輩出，講學授徒，幾遍中國。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動機論，而演繹之於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為規范，得社會之信用。……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弟子苟有從師讀書者，則無不以四書為讀本。而其間一知半解互相傳述之語，雖不識字者，亦皆耳熟而詳之。雖間有苛細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議既成，則非至頑悍者，不敢顯與之悖，或陰違之而陽從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繩人，蓋自是始確立為普及之宗教焉。” 這樣，道德教化的逐漸社會化、民間化就具有了現實的基礎，名門望族的家訓、由地方士紳所編定並推動印行的各種勸善書，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得社會中無論是讀過書的人還是沒有讀過書的人，都能夠有所領悟，從而將其中所宣揚的同當時的社會秩序的要求相一致的各種道德規范逐漸內化於觀念、見諸於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