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清文
封建社會晚期士人為了道德教化而創作的文字作品，主要有家訓、勸善書、鄉規民約等形式，此外，部分戲劇和通俗小說中，而滲透著深深的道德教化的意識。《了凡四訓》便兼具家訓和勸善書二重角色。
家訓的主要作用是對家庭成員進行規訓約束。“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宋•劉清之：《戒子通錄》）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場所，家庭道德教化職責和功能能否有效發揮，對於整個社會風氣的好壞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這既是由中國文化特質決定的，也是教育一般規律的反映。從中國古代大量的家訓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家訓的作者雖然重視“耕讀傳家”，教導孩子要認真讀書，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並非把讀書的目的定位為外在的功利性的目標，而是出於培養子孫內在的道德素質的考慮。談到讀書的目的時，清代理學大師孫奇逢的《孝友堂家訓》中說：“古人讀書，取科舉猶第二事，全為明道理，做好人。”也就是說，讀書的目的中，並不排斥應科舉，而更重要的，則是通過讀書提升人的境界，養成健全的人格。《了凡四訓》中的第一篇“立命之學”，便是袁黃晚年總結人生經驗，留給兒子的訓誡。貫穿其中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就要要求子孫要努力修養德性，以免“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而“耽閣一生”。而其他三篇中的“改過”、“積善”、“謙德”，直接目的也是道德人格的培養。
《了凡四訓》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家訓的范疇，而成為明清以至民國時期廣為流布的一本勸善書，這既是由該書的內容決定的，也與袁黃自身對於勸善事業的關注直接相關。“明末清初是善書編定刊行的鼎盛時期，袁黃無疑是這一‘善書運動’的發起者。作為頗有名望的地方士紳，袁黃的勸善思想在鄉土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基於他的勸善思想，一些地方士紳開始致力於創辦救助貧病的慈善團體。……袁黃生活在社會日趨衰敗的明朝后期，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個人經歷使他有著不同於常人的思想。深厚的家學淵源和對佛教因果觀的信仰，使他的勸善思想同時具備了思想性和可操作性。” 一般來說，勸善書中最常見的就是中國傳統倫理中一向重視的“德福一致”的思想，並且借助佛教、道教中的承負、輪回、福善禍淫、因果報應等學說，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從而為普通民眾所喜聞樂見，並逐漸深入人心。因此，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該書今天最值得贊揚之處，在於它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修身理論，在於它是結合了作者個人精深的人生體驗，真誠而懇切，悠游卻感人，可以啟發心性，敦厚品德。”
總之，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隨著封建制度達到頂峰之后的逐漸衰落，尤其是“明代后期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逐漸呈現出末世的衰兆，社會問題叢生，禮制破壞，道德衰敗，民風頹廢，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體系處於崩潰的邊緣。” 這時候，封建士子們走到道德教化的前台，通過家訓、勸善書等形式，擔負起民間社會道德教化的職責，這既是由儒家讀書人憂國憂民、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決定的，同時也是挽救道德上的頹勢、試圖改變風氣人心的應時之舉。但他們的努力，對於維護社會秩序的秩序和穩定，無疑起到巨大的作用。
三、《了凡四訓》中道德教化意識的現代意義
《了凡四訓》作為勸善書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於一般社會成員來說，它通過福善禍淫、因果報應等思想，要人們自覺地去遵守忠、孝、節等同封建等級秩序相一致的道德規范﹔而對於讀書人或者官吏來說，它則勸誡他們要自覺加強自身修養，體會民眾的疾苦，為民謀福利。清朝末期，曾國藩將自己的號改為“滌生”，就是直接受《了凡四訓》的影響。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也’。” 由此可見這本書在明清時期影響之深遠。到了封建社會晚期，封建倫理中的許多內容從社會意義上來說，都已經喪失了活力和生命力，而這些道德觀念能夠仍然在社會中對人們的行為起著調節和引導的作用，以勸善書等為載體的民間道德教化的興起在其中無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一分為二地看，《了凡四訓》中許多觀念、方法、手段等對於今天的道德建設仍然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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