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3月6日，正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由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決策咨詢部、發展戰略中心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組織召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座談會。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財政科學研究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浙江省扶貧辦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議題發表看法。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常務副院長馬建堂作了總結發言。座談會由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佔斌主持。現將部分學者發言主要內容刊登如下。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馬建堂 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推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改革任務，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
從中國經濟的“怎麼看”到“怎麼干”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先后提出了新常態、新理念、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經濟思想，系統而全面地回答了新形勢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亟待解決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經濟發展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有機整體，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如何認識中國新階段的經濟、如何發展新階段的經濟、如何解決新階段經濟中突出矛盾的系統化、體系化、理論化的科學認識。這些科學認識，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最新成果，是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重要創新，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是“新常態理論”是新時期中國經濟的科學認識論。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把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和認識過程的辯証法統一起來，既科學地說明了認識的本質，又正確地解決了認識與實踐的辯証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理論”，就是從實踐出發，就如何看待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的中國經濟，提出了科學的認識論。隻要正確地認識、引領、把握新常態，我們就能既保持戰略定力，不急於求成，又能奮力作為，主動進取，積極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二是“五大發展理念”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科學方法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實質上是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化和拓展，是新時期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綱領，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方法論。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五大發展理念”，從方法論的層面，為解決“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指明了具體途徑。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國家科學發展、中高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行動論。從“新常態理論”到“五大發展理念”，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性改革”，其內在邏輯就是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經濟的“怎麼看”和“怎麼干”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性改革”，其根本主旨就是要告訴我們在經濟新常態下，究竟應該“如何辦”。如果說新常態解決了“如何看”的問題，那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回答“怎麼干”的問題，即對怎麼能穩住當前經濟、怎麼能推動當前經濟發展、怎麼能推動可持續發展、怎麼能推動科學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做出了科學的回答。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解決要素的合理配置問題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向和目標，與我們國家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和關鍵，那麼就是要解決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問題，解決好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問題。具體而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以下三個層面入手：
第一，總結經驗，下大力氣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同時也要看到，一些國有企業體制機制仍然不活。一是“不能停”。一些國有企業並不能根據市場需求自主決定生產多少、生產什麼,比如鋼鐵已經嚴重過剩了，但一些企業還在生產。二是“不能走”。現在越是欠發達地區,人就越向國有企業擠，進去的人又流動不了,不能根據生產能力、開工率決定用人數量。三是“不能死”。現在國有企業“死”不了，要“死”太難了，涉及到人、涉及到債務，要解決人和債務都需要錢。
第二，推動價格市場化改革，由市場配置資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資源的流動，流到哪裡去，要由價格信號來引導。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市場決定價格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價格改革持續推進、不斷深化，放開了絕大多數競爭性商品價格，對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來，價格改革步伐大大加快，一大批商品和服務價格陸續放開，成品油、天然氣、鐵路運輸等領域價格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但也應看到，有的價格信號還是沒有反映供求變化，價格體系還是紊亂的。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價格是重要領域。
第三，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簡政放權是本屆政府的工作重心，三年多來，這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現實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企業投資生產經營的每一環節，都有數不清的審批、審核、備案、許可、認定、認証、檢驗、檢測等等，后面還要跟著收費，叫做政府部門設權、中介機構評估、關聯企業收費。企業始終被緊緊地管著。今后，政府簡政放權，最為重要的是破除以批代管傳統思維，一方面繼續下大力氣優化行政審批流程、減少要件、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還要探索“改批為監”，之后可能做到不審批。比如推廣投資領域的“浙江模式”，政府明確負面清單，制定好標准，包括節能的標准、環保的標准、安全的標准等等，企業承諾達到這些標准，就允許投資，予以備案。政府不批不是不管了，要監管企業的承諾是不是達到了標准，如果不達標，就依法處理。
總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提高供給效率，使供給與需求結構更加相配。
繼續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國有企業改革依然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上世紀末國有企業脫困時，我們碰到的難處與現在非常相近，盡管環境不一樣了，但一些做法仍有啟發。
一是去產能一定和國有企業改革結合在一起。當時國企改革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小企業轉制方面。二是減人還要推進再就業。但是減人不是目的，得讓他再就業。國企三年脫困時，最大的制度發明就是“再就業中心”，企業把人減下來，減下來的人由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接收，發放基本生活費，續交社會保險，通過多種渠道幫助再就業。三是國有企業解困要有殺手锏。債轉股對債務人有好處，這是必然的。但事實上，債轉股對債權人也有好處，因為債轉股中的“債”，有的本身就是壞賬，壞賬從暗變明了，對債權人也是有利的。最近，我看到一個資料，是德意志銀行推出的“短期資本應急工具”（簡稱“COCO”）。這個工具的基本特點是，當該銀行效益好的時候，融入資金是債券，而當效益不好的時候，特定的債權可以變成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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