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素質如何科學評價
打破“一考定終身”，構建科學的評價體系，進而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是此次高考改革的重要取向。在採訪中，相關專家和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應進一步完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以下簡稱“學考”）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使其逐步成為高校錄取的參考依據，進而將高考從“按分錄取”的單一評價模式，逐步變為綜合考評的過程評價。但對這兩項改革的具體操作和可能面臨的誠信風險，社會公眾也普遍存在擔憂，認為改革應穩妥推進。
“學考”增份 破局“一考定終身”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要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於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決定還提出，“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按照這一改革思路，涵蓋了幾乎所有高中文理科目的“學考”，重要性將明顯提升。
“‘學考’成績導入高考錄取依據，將分解現行統一高考承載的過多評價功能，對學生一次性的終結評價將變為過程性的多元評價，從而打破長期以來‘一考定終身’的堅冰。”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說。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同一所高校的不同專業，可以設定相關‘學考’科目的成績‘門檻’作為錄取基礎，高校可以根據自身專業定位和目標來選定自己的學生，進而提升招生自主權。”
在廣東、浙江等地，近年已經在探索“學考”升級之路。浙江省教育部門把原先的高中“會考”升格為比較規范的學業水平考試。浙江省教育考試院黨委書記孫恆介紹，“學考”由省級組織，採用與高考同等的標准化考點，一年兩考，每次全科開考，考生每科可參加兩次考試，取最好成績。
在此基礎上，2011年，浙江省啟動試點高校的“三位一體”招生模式：統一高考成績僅佔錄取依據的50%，高校面試成績佔30%，高中“學考”成績佔20%。目前試點高校已從最開始的兩所擴大到34所，年招生人數從200多人擴大到3000多人。
“與傳統模式相比，‘三位一體’選拔的學生與專業實現了較高的匹配度。”浙江工業大學招辦主任金曉明認為，這些學生雖然統考成績不一定最頂尖，但在學習研究、社團活動、創新能力等多個方面顯示出比統招生更強的能力。例如，工商管理專業2011級學生小徐入學時統考成績低於傳統招生錄取線20分，列倒數第一，但入校后表現優異，大二時專業績點已居第一。
綜合素質評價須可信可用
除了“學考”體現學生平時成績和學業特長等，本輪高考改革的一大關注點還包括，建立完善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以進一步打破應試教育堅冰。
山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卓玉說，當前中學教育倡導的一些教育教學活動，不能通過成績反映出來，如學生參加過什麼樣的社會活動，寫過什麼樣的調查報告、論文等，如何通過改革，進一步發揮評價的導向功能，使學校改變教學方式、管理辦法，引導學生增強社會責任感，促進學生個性和特長發展，值得期待。
高中新課改十年來，我國各地初中、高中都建立了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但大多由老師根據學生平時成績進行簡單評價，主要作為高中畢業合格的依據，“千人一面、記述雷同”現象十分普遍，高校招生幾乎無法參考。
記者在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張慶中學看到，“該同學表現良好”“該同學成績優異，有責任心”“該同學學習認真，團結同學，熱愛勞動”等評語頻繁出現，從中看不出學生間的個性差異。
對於“具有彈性”的綜合素質評價如何進行，使其避免雷同又有較高的可信度，公眾深表擔憂：學生申報，老師來核，能否保証不摻假不出錯，能否確保沒有“貓膩”？有家長認為，在當前人情社會和誠信堪憂的現實下，這樣的設想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清華附中去年底研制出“學生綜合素質發展積分系統”，內容包括承擔社會工作記錄、個人成長記錄、個人獎勵記錄等6個模塊數十個項目內容，所有記錄均為客觀寫實，重在體現學生過程性、發展性評價。在“學業綜合評價記錄”模塊，淡化考試分數，重在反映課堂表現、提交作業情況、出勤情況等客觀內容。
“注重寫實記錄，是促進綜合素質評價可信可用的方向”，復旦大學招辦主任丁光宏建議，“老師評、學生互評難以真正做到客觀，如果將來只是寫實性記錄，參考價值會更大”。
預判改革風險 防止顧此失彼
在採訪中，基層教育工作者對加強學業水平考試和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機制建設，使其成為高校錄取依據這一改革方向表示認可，但對具體操作中的公平性表示擔憂。
首先，文理不分科后，增加“學考”分量，學生將來要做到各科全能，為了獲得更高的分數，可能會選擇多次參加“學考”，加上綜合素質評價，學生要培養各類文體特長，參與社會實踐、志願服務等活動，這些必然會投入更多精力，3年高中生活勢必負擔更重。
其次，如何確保公平依舊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方面，“學考”和綜合評價的重要性提升，其自身機制也要更加完善。有專家建議，目前“學考”的組織形式參差不齊，為保障其公平性和安全性，未來應全面升格為國家教育考試。
另一方面，多維評價體系的建立，意味著對學生的素質要求會進一步提升，基礎教育薄弱、素質教育土壤貧瘠的中西部貧困地區，以及廣大農村地區，素質教育可望而不可及。有貧困地區的教育工作者擔憂，當地連合格的音體美老師和必要的器材都沒有，學校、家庭對開展社會實踐也缺乏指導和支持的能力，在綜合素質評價的競爭中，這些孩子恐怕會越來越弱勢。
最后，如果外語實行社會化考試一年兩考，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所有科目一年兩考，加上技能型和專業型兩次國家統一考試，繁重的考務負擔對基層的組織能力、考試安全、風險控制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稍有操作不慎，就容易出現泄露、舞弊等問題，直接損害高考改革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目前的高考，社會各界都將其當做頭等大事，黨政部門重視、警地雙方協同、社會各界保障，甚至以部分社會功能“暫停”為代價，確保考試秩序與安全總體平穩。基層教育部門擔心，改革后，考試的頻次大為增加，每次都靠“總動員”的形式不太現實，而作為組織考試、監督管理的主力軍，各地招考機構力量薄弱、職能不清，也面臨著“小馬拉大車”的尷尬。
總之，“學考”和綜合素質評價制度改革，直接觸碰到公眾對高考最敏感的“公平”神經，因此，在改革過程中，要考慮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之間的差異，分類逐步推進，對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提前預判，防止顧此失彼，確保改革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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