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四、現階段中國的通貨膨脹是綜合型的，要採取綜合的對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盡管也有通貨膨脹，但那是隱性的，主要不表現為物價上漲，而表現於配額的推廣使用，配額的商品種類越來越多，即憑票供應的商品種類越來越多。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通貨膨脹才不斷明顯化、公開化。
但是，在進入21世紀以前，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是投資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如此，90年代中期也如此。隻有在1988年，由於傳說要價格闖關，居民搶購消費品，企業囤積原材料和燃料，才發生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共同拉動的通貨膨脹。當時，應付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是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財政閘門一關，信貸閘門一關，雖然也有副作用，通貨膨脹畢竟被制止住了。這段歷史，大家記憶猶新。
進入21世紀以后，形勢變了。除了繼續有投資需求為主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外，還有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特別是有了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這在中國是一種新型通貨膨脹，甚至可以說是第一次發生這種類型的通貨膨脹。
在21世紀，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中有三個新的因素。一是工資成本上升。在這以前，中國的用工成本一直低廉，因為中國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但經歷了二三十年（從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生活費用不斷上漲，農民外出打工的成本也不斷上漲，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水平合情合理。二是用房成本上漲，這是過去不多見的。這不僅表現為企業生產用房、用地成本上升，也包括務工者生活用房成本上升，進而促成工資成本上升。三是融資成本上升。這主要是由於融資難的問題遲遲未能解決而引起的。融資難問題拖延未決，民營企業隻有求助於民間信貸，於是高利率盛行，民營企業越來越陷入困境，無法掙脫。
以最近一次的通貨膨脹（2011—2012年）為例，它是綜合型通貨膨脹，需求拉動型的、成本推進型的和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並存。從原因上說，究竟是哪一種通貨膨脹為主呢？一般認為，國際上重要商品雖然間歇性有價格上升現象，但還不及此前幾年。至於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具有投資沖動，總依賴加大投資力度和擴大信貸規模，促進經濟增長。但最重要的，也是政府決策部門始料未及的，則是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說得更通俗些，當政府官員在獲悉不少民營企業在訴苦“很難繼續撐下去了”時，總以為它們隻不過是重復以前的老話，如“融不到資”、“稅費太重”、“出口困難”、“訂單少了”等等，而不曾料到民營企業卻向政府申訴：“工資越來越高”，“有錢也雇不到合適的農民工”，“農民工不願來我們廠”，“剛招進了工人，又被別的企業用較多的工錢挖走了”等等。民營企業沒有想到，政府官員也沒有想到，在2011—2012年會發生這樣的“怪事”。其實，這種情況不足為奇。既然生活費用已上漲了不少，農民工要求加工資，有什麼奇怪？既然農民工感到工資偏低，難以適應城鎮生活，他們為什麼不呼吁要增加工資，增加福利？
這就是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已在中國境內發出的信號。
由於最近一次中國發生的通貨膨脹（2011—2012年），是綜合型的通貨膨脹，作為經驗的小結，就不能單純採取應付需求拉動型的特別是應付投資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的政策措施。單純提高存款准備金率，或單純提高基准利率，或單純壓縮信貸規模，都無法收到明顯的效果。作為經驗的小結，應當統籌兼顧，全面考慮，區別情況，分類解決。這意味著，要針對經濟發達地區、中等發展程度地區、貧困落后地區的實際情況，分別制定適應各個地區的政策措施，也要針對產能短缺行業、產能大體平衡的行業、產能過剩行業的實際情況，分別採取適應各類行業的政策措施，這才是應付綜合型通貨膨脹的有效對策。
汲取國際上應付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的經驗，應當重在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中國也必須這樣做。與此相適應的是兩項政策措施的配套。
第一項政策措施是加強職工的技術培訓，讓更多的職工成為專業人才、技術專家、熟練技工，以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保持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和領先地位，也符合做到職工工資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的要求。
第二項政策措施是實行產權激勵制度，讓更多的職工成為產權分享、利潤分享的人力資本投入者。這將進一步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尤其是發揮專業人才、技術專家、熟練技工的積極作用。要知道，提升他們的工資是會增加企業成本的，但這可以因勞動生產率的同步增長而抵消。實行產權激勵制度和產權分享、利潤分享制度，不同於工資成本的增長，因為這些制度比單純增加工資更加有效，也更能調動廣大職工的創造性、積極性以及增加職工對企業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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