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二、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及其對策
如上所述，凱恩斯需求管理學說的要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一是，通貨膨脹原因在於總需求過大，所以要抑制總需求，採取緊縮政策﹔二是，失業原因在於總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總需求，採取寬鬆政策。但這已經無法解釋通貨膨脹與失業並發症的出現，也無法採取緊縮政策還是寬鬆政策了。這是因為，總需求過大與總需求不足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怎會同時出現呢？又怎能同時採用緊縮的政策和寬鬆的政策呢？這樣人們就會感到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學說失靈了。
在探討“滯脹”的原因時，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時的通貨膨脹可能不是投資需求拉動或消費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而是另一類型的通貨膨脹，又稱為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在當時，經濟學家中不少人稱之為“新型通貨膨脹”。於是對“新型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對策展開了討論，並提出相應對策。
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被認為是由於工資成本的上升引起的，而工資成本的上升又同物價水平的上升相互推動，二者輪番上漲：工資上升推動物價上升，物價上升又推動工資水平上升，這樣，二者的輪番上升就永無止境了。有的經濟學家對此作了如下解釋：經濟生活中，形成了兩大壟斷勢力，即工會和大企業，雙方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工會控制了工資增長率，使工資具有工資剛性，即隻容許工資上調，不容許工資下調。大企業控制了價格，使價格也具有價格剛性，即隻容許價格上調，不容許價格下調。這就好像兩小孩玩“跳背游戲”一樣。“跳背游戲”又稱“蛤蟆跳”，它是這樣的：兩個小孩，一個雙手放在地上，彎著身體，像青蛙一樣，另一個小孩站著，從那個小孩身上跳過去。跳過去的那個小孩，又在前面趴下來，原來趴在地上的小孩站起來之后，又從剛趴下的小孩身上跳過去……如此輪流跳背不已。工資和價格好比兩個小孩，輪流從對方身上跳過去。這正如兩個小孩玩“跳背游戲”。政府無論怎麼“勸說”工會和大企業雙方別再跳了，都不管用。
政府究竟該怎麼辦？既然“勸說”不管用，那就隻好來硬的，即採取強制性的“收入政策”。這就是：如果用手按住一個孩子，不讓他站起來，那麼頂多隻能跳一次，“蛤蟆跳”就結束了﹔如果用兩隻手按住兩個小孩，誰都站不起來，“蛤蟆跳”立刻停下來了。根據這個道理，20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鬆採納了一部分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實行工資和價格管制政策，工資水平和價格水平實際上處於凍結狀態，全都不能任意上漲。顯然，這是完全違背市場規則的，無疑隻能短期生效，時間稍長就維持不下去了。
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美國又興起了一個供給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界，供給學派當時被認為是帶有保守傾向的經濟學說的堅持者。他們主張在聽任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的條件下，把增加供給作為解決美國發生的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和“滯脹”的基本政策。他們認為，隻有增加供給，才能抑制要素成本上升的趨勢﹔而隻有減稅，才能增加供給。供給學派的上述主張，與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學說是完全不同的。在供給學派看來，對待通貨膨脹問題，不能採取緊縮需求的政策，如果這樣，供給不足會加劇短缺，而短缺正是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滯脹”中的“滯”不會因緊縮需求而消失，而“滯脹”中的“脹”則會因供給不足而繼續存在。
針對凱恩斯經濟學關於通貨膨脹期間切不可以減稅，隻應當增稅的主張，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經濟學的追隨者恰恰把應當採取的政策顛倒了。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期間增稅會壓縮供給，供不應求狀況的加劇會繼續推動通貨膨脹。所以供給學派極力主張減稅，減稅的結果會刺激企業增加生產，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
供給學派同凱恩斯學派的爭論持續進行，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那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是如何逐漸減輕了通貨膨脹與失業並發症，使“滯脹”現狀逐漸消失的呢？這時，美國政府認識到最重要的對策是鼓勵企業自主創新，鼓勵產業升級，走上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的新路。很難說美國政府接受了某一個經濟學派的學說，而是兼收了各個經濟學派的主張。關於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的建議，美國政府繼續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依據﹔關於供給學派關於減稅的主張，美國政府採納了，並且以此作為鼓勵和扶植技術創新和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的措施﹔關於貨幣學派主要穩定貨幣數量增長率的設計，同樣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依據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從世界科技的進步和美國境內不少科技創新企業的成功案例中受到啟發，認為這將是今后美國經濟的希望所在。
科學技術的突破終於使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又一次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獲得了世界領先地位。這比任何一個經濟學流派的說教更有說服力。技術創新是應對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的最佳對策。減輕稅負、發展資本市場、推進產權激勵制度、發揮科技研發人員的積極性、在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等等，也都被認為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有效措施。
歷史經驗表明，20世紀70年代以來40年內，美國社會各界有關應對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的對策的討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是很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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