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問題與治理體系

三、當代公共問題的特征

依據公共問題的社會和文化嵌入性、時空依賴性與知識、理性和技術依賴性，以及這些方面的復雜作用機制，我們認為，當代公共問題的復雜動態性可以具體分解為公共問題的如下六個特征。

(一)多重嵌入性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是指公共問題的真實的、具體的以及受時空限定的一種現實的構成性狀態。每一個現實活動著的人都生活於現實社會之中。現實社會，是由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在一起而形成的不可分離的現實狀態。生產、生活與交往於其中的每一個體，既是受社會現實的約束與塑造，因而是社會現實的產物，又以不同的方式作用於和呈現著社會現實。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於個體之中，在個體身上無法分離出人們建構出的各種各樣的宏觀范疇的任何一個，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心理的以及自然的、生態的等。

公共問題，不論如何界定，都是與某一時空下每一個個體相關的問題，都與每一個個體的利益、價值以及偏好等密切聯系。事實上，所有涉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社會安全以及醫療保險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每一個體相關。由個體承載並體現於個體之中的公共問題，必然如個體一樣是社會現實的產物。這意味著，如個體的情形一樣，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渾然嵌入於公共問題之中，在任何一個公共問題上無法分離出人們建構出的各種各樣的宏觀范疇的任何一個，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心理的以及自然的、生態的等。在任何一個公共問題之中，自然、生態、社會、歷史、技術以及心理等因素相互糾結、相互纏繞地混雜在一起，既相互酶化又彼此相互掣肘。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表明，全面、准確、詳細地描述現實中的公共問題需要再現公共問題，而要再現公共問題必須發現影響公共問題的全部因素、機制並獲得可度量這些因素、機制的定量信息。然而由於影響公共問題的某些變量是無法准確測量的，因而僅僅這一點就表明，多重嵌入性使公共問題無法滿足西蒙的“結構良好性”的如下條件：再現“問題的基本過程隻需要可實施數量的計算，而且計算中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僅通過可實施數量的搜索便可獲得”。[11]同時，多重嵌入性使公共問題的理解和描述存在遞歸性(recursiveness)，即要理解和描述一個變量對問題的影響機制依賴於其他變量對問題的影響機制以及對此變量的影響機制。因而多重嵌入性同時具有瑞特爾“奇異問題”或“奇異性”的多個特征。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也表明，任何企圖將公共問題結構化為幾個重要變量或關鍵變量的做法，都會使如此分離出來的公共問題不再是真實的、存在於生活之中的、原本的公共問題，因而都是在扭曲真實的、原本的公共問題。依照此種方式解決的公共問題，只是原本公共問題的一個有偏的(biased)部分。這種有偏的方向與大小取決於問題解決機制與社會的文明程度、人們心智的開明程度、人們的價值取向、時間偏好率以及社會可用資源的約束等。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開明程度越高，這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價值取向越有利於創造公共價值，時間偏好率越小(著眼於長期效應而不是沉溺於短期效應的錦標賽中)，公共問題的解決越偏向於中位數的偏好而不是社會權貴們的偏好。著名社會學家布萊克曾總結說，“社會在其面臨的問題中發展”，“一個社會對自身及其問題的理解——它的認同感和目的——是一種主要凝聚力量，它把社會成員整合起來並促使他們有效地共同行動以解決其面臨的問題”。[12]布萊克之所以將一個社會對自身及其問題的理解視為一種主要的凝聚力量，關鍵在於這個社會在理解和解決其面臨的公共問題時，能否做到最小化有偏性問題。隻有最小化公共問題解(resolution)的有偏性，才能夠最大化公共問題的公共性，因而才能夠形成巨大的凝聚力量，將社會成員整合起來，並促使他們有效地協同行動以解決其面臨的問題。

(二)動態演化性

公共問題的多重嵌入性特征表明了公共問題的結構性或構造性要素之間的一種復雜關系，是對公共問題靜態狀態的一種描述。然而，公共問題更本質的特征是其動態演化性。公共問題的每一個構成要素或系統每時每刻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停的運轉、變動之中，每時每刻都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不停地以非線性的而不是機械的、線性的方式影響著或相干於其他構成要素或系統[13]，從而使公共問題隨著時間的流逝以非線性的方式不斷地演化。現代復雜性科學表明，非線性相互作用系統是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系統，特別地，存在多重穩定狀態的非線性系統較之不存在穩定狀態的非線性系統具有更快的演化速度和更為突然或劇烈的演化方式。公共問題構成要素或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使公共問題具有鮮明和強烈的動態演化性特征。

動態演化性意味著，完全相同的一類事件，在某一個時空下不會引起任何社會性的響應，而在另外一個時空下可能會引發一場社會騷動或社會大動蕩;類似的一個傳言，在某一個時空下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便銷聲匿跡，而在另外一個時空下便可能引起一場社會大恐慌。類似的實例隨處可見，俯首可拾。

公共問題的動態演化性表明，公共問題在不同狀態之間的演化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還原性，因而不可能滿足條件：“可行的狀態變遷能夠表示為從初始狀態到直接可達到的狀態間的轉移”;也不可能滿足條件：“問題解決者在解決該問題時能夠獲得的知識，至少可以在一個問題空間中得到再現或表達”以及“存在狀態變遷以及對狀態影響的明確界定，從而利用任何變換都能夠完整、准確地反映支配外部世界的規律(自然規律)”。這表明，所有具有動態演化特征的公共問題都是“結構不良的問題”。公共問題構成要素或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表明，任何一個公共問題所構成的系統都是高度不穩定的系統，任何一種微小的外部干擾或沖擊以及任何一種構成要素的微小的變動，從而任何一種解決辦法或方式，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發生劇烈的變動，或發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后果;同時，由於人的知覺是公共問題的諸多構成維度的核心與靈魂，並且在不同時空下人的知覺的穩定性是不同的，特別是在非線性系統中，人的知覺可能會受“瀑布效應”(cascading effects)的影響[14]而發生非連續裂變，因而先前接受或默認的公共選擇在“瀑布效應”的作用下變成強烈要求改變的現狀，由此使公共問題的先前的解決方法變成了當下的問題。運用近似相同的論証方式我們可以証明，動態演化性幾乎蘊含了“奇異性”的所有特征。

公共問題的動態演化性表明，任何以線性心智理解和洞察問題演化的未來景象，都將過分簡化問題從而過分扭曲問題，結果是問題演化的未來狀態與這種線性心智想像的景象完全不同。以線性心智理解和洞悉問題，非常容易遺漏問題的最根本性質或方面，猶如通過向空中拋出一隻死鳥來模擬鳥在空中的飛行一樣，從而嚴重扭曲真實的公共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