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中國人民大學的大二學生黃亦楠剛剛注冊了自己的公司。讓她頗為頭痛的是，為注冊這個隻有一個人的小小公司，她用了幾個月，跑了多個政府部門16趟，填寫了幾十張表格。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釋放出強大的改革信號，“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的目標讓更多的“黃亦楠”看到了未來廣闊的創新發展空間。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人們讀到了這樣嶄新的提法。相較於以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公報強調市場化的決定性作用。對市場作用提法的升級，凸顯了中央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決心，打消了一些人對中國未來發展改革方向的疑慮。
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專家指出，改革開放35年，我國GDP持續快速增長，城鄉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創造了奇跡。但同時，經濟結構失衡、潛在增長率降低的問題已經顯現，各種各樣的矛盾逐步積累。在一些經濟領域，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具體問題干預過多，束縛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活力﹔而在食品安全監管等群眾極度關切期盼裁判員強力出手的領域，“看得見”的手又不夠強大和果敢。事實証明，中國從“貧”到“富”靠改革，從“富”到“強”更要靠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的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方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其暢銷幾十年的教科書《經濟學》中曾指出，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良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它解決了一個連當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無能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量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的問題。
薩繆爾森同時指出，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指所有物品和勞務都按照市場價格自願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這樣一種制度無需政府的干預，能夠從社會上可供利用的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利益。然而，現實世界中，還沒有一種經濟能夠完全依照“看不見的手”的原則而順利運行。相反，任何市場經濟都會遭受其不完備性之苦，導致過度的污染、失業、貧富兩極分化等病症。為此，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麼保守，都不會對經濟袖手旁觀。現代經濟中，政府針對市場機制的缺陷肩負起了許多任務。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課題之一，就是確定政府同市場的合理邊界。
政府徹底退出不該管的領域，而專心致志管理好必須監管的領域，就是人們一再呼吁的不要“缺位”，不要“越位”，不要“錯位”，而是要“到位”。薩繆爾森認為，在包羅萬象的政府職能中，政府對於市場經濟主要存在三項職能：提高效率、增進平等以及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增長。
我們看到，新一屆政府成立后，部署了7個方面22項重點改革任務。深化政府機構改革、減少審批事項、創新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等市場化改革實施方案相繼出台。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讓人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將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將取得決定性成果。
但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會遇到思想觀念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人們說，知易行難。改革措施如何推行到底，固化的利益格局如何被打破？改革紅利能否惠及所有百姓？都是人們期待解答的問題。
目前，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思想不解放，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症結所在，很難找准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過去，由於各個領域由各個主管部門負責制定改革政策和規則，結果是越來越強化了部門利益，改革在某些方面、某些時候遭到“綁架”，不進反退。
天下之事，“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行動最有說服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個更高層級的領導機構將打破部門利益與地方主義，站在更高的高度統籌安排，強力推進，而不是被部門利益挾持，讓改革在原地打轉。這也將從更高層次、更大范圍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實現掙脫思想觀念束縛、革除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格局固化藩籬的新進展，推動經濟社會駛入轉型升級的健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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