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三中全會是開啟新一輪改革的戰略起點
三十五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每次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隻有解放思想，才能實現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個巨大變化來之於改革開放，來之於解放思想。
今年11月9日至12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從歷史經驗來看，三中全會都是關於改革的重大會議，每次確立新的改革目標，指引我國改革前進的幾個重要文件幾乎都是在歷次三中全會上做出的。
我先后參加過六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個三中全會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三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三個文件的出台幾乎都是相隔十年，現在距離上一個文件的出台已經有十年了，改革也面臨著新的情況和任務。回顧過去三個決定文件的起草歷程和深遠影響，我們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做出重要的戰略部署，並出台重要的戰略性文件。
一、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於改革的決定，是在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改革的決定，我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1984年農業生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糧食增產達到4070億斤，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過去搞計劃經濟，農民沒有積極性，農民的勞動跟自己的收入沒有關系，所以農民說，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是給誰插的，最后這一棵才是給自己插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解決了這個問題，交了國家的，留了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產品豐收了，要有市場、要有銷售渠道，同時也要求交換農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還是原來的那套體制模式，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有以下幾個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企業失去了自主權和活力，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嚴重壓抑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
二、條塊分割。把完整的國民經濟分割為眾多的部門所有制和地區所有制，造成了部門壁壘、地區封鎖，限制了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影響了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協作，使企業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發揮。我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沈陽有兩個廠，一個是變壓器廠，旁邊一個是冶煉廠，變壓器廠由機械工業部管，冶煉廠由冶金部管，結果變壓器廠需要的銅由機械部從雲南等地大批量運來，而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國各地。一牆之隔的兩個企業不能橫向聯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質和時間上的浪費。部門之間缺乏聯系，扯皮很多，“九龍”治水，對權力抓住不放，而對責任往往一推了之，這種權力最大化、責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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