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與給予行賄者更重的懲罰（12%）和給予受賄者更重的懲罰（27%）相比，61%的受訪者認為，給予行賄受賄雙方同樣的懲罰，最能體現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近段時期，媒體頻頻曝出行賄受賄事件。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原鐵道部官員張曙光等多名前政府高官因受賄被送上法庭，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被移交司法機關審判，葛蘭素史克、賽諾菲兩大跨國藥企因向中國地方官員行賄被調查。多起行賄受賄涉案人員被曝光和查處，贏得了人們的掌聲，但也引發了人們對有關法律法規效力和公平的質疑。與此同時，“嚴懲行賄受賄涉案人員”、“給予行賄受賄雙方同樣的懲罰”等聲音，在互聯網上也不斷增多。為此，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圍繞“行賄者和受賄者哪一方更該受到重罰”的話題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
此外，在解釋這一問題時，還使用了法經濟學的理論。法經濟學主要是應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的效力問題。簡單來說，它關注的是如何以更小的成本來實現法律的更大效率。同時，這一分析邏輯近年來經有關學者的採納和應用，不僅推動了法律與經濟兩門學科的融合，也提升了法經濟學在解釋法律問題方面的說服力。
65%的人認為加強監督比加重懲罰更具威懾
“對於行賄受賄，加強監督比加重懲罰更具有威懾作用，您覺得是這樣嗎？”對於這一問題，65%的人表示贊同。作為約束和規范人類行為的基本制度，法律的價值不僅僅是當違法事件發生后，給予違法者應有的懲罰，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制定本身就能產生巨大威懾力，從而避免違法事件的發生。然而，若想讓法律發揮出應有的威懾力，必須結合一項重要的配套制度——監督制度。同時，治理行賄受賄事件，法律在效力和公平間並不沖突。綜合法經濟學的分析和問卷調查結果，我們發現，給予行賄受賄雙方同樣的懲罰，既能夠提升法律的效力，也能夠體現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該重罰受賄者還是同犯等罰？
世界各國對行賄受賄的懲罰規定，可歸為三類：未規定行賄罪，隻規定受賄罪（丹麥、瑞典等）﹔給予行賄受賄雙方同樣的懲罰（美國、西班牙等）﹔對受賄者的懲罰重於對行賄者的懲罰（意大利、蒙古等）。中國《刑法》對行賄受賄的懲罰規定屬於第三類。鑒於近年行賄受賄事件逐漸增多，國外有學者提出，為提高法律的威懾力，不但要懲罰行賄者，而且應給予其比受賄者更重的懲罰，因為在社會上，能夠受賄的人隻佔小部分，而幾乎所有人都能夠行賄。由此，倘若行賄被默許或被當作不被嚴懲的行為，那麼不排除所有人都卷入賄賂事件的可能。然而，經濟學有一個命題，即個體行為是在既有條件下追逐利益上的最大化。試想某一主體通過行賄獲得的好處還不如給受賄人的好處大，那麼像行賄這種有風險的事情，是不會有動機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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