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也是“育才夢”

城鎮化是中國成長最雄厚的動力源

賈 康在接受《人民畫報》2013年第5期專訪時認為，中國成長最雄厚的動力源就在於彌合城鄉二元經濟的這個城鎮化過程。我們從“一五”時期就開始追求工業化，方向始終是明確的。但是，過去大家並不知道工業化必然伴隨城鎮化，走過彎路。改革開放之后，城鎮化水平提高明顯，約一年上升1個百分點。現在要處理的是，已經加速的城鎮化怎樣發展才更健康。處理得好，經濟發展的動力源不斷地釋放出來﹔處理不好，矛盾會打斷我們的現代化過程。目前中國每年的城鎮化率還是要上升1個點左右。但是，現在的城鎮化水平統計是有水分的：其實並不是農村人口變城市常住人口就是真正的市民了，在戶籍制度和其他待遇方面是有歧視的。怎樣沿著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路徑健康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走出去的不僅是中國文化，還要有中國人

王國平在2013年6月19日《光明日報》撰文認為，正是由於中西方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在推進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要開動腦筋，有的放矢，講求方法與策略，追求傳播的有效性。

中國在邁向文化強國的歷史進程中，需要將一種符合當代中國發展現實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我們的文化產品與文化表達方式之中。我們現在需要建構與傳播的是能夠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僅是那些深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靜臥在博物館裡的古董，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它們是文化遺產，應該予以保護，但不能夠作為這個時代的文化標志來推廣。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途中要重視人的因素。文化“走出去”，多數情況下指的是中國的文化產品“走出去”，但有一部分是經常被忽略的，那就是由於人走出去了，文化也跟著人而“走出去”。這個部分不是由圖書、電影這樣的載體來表達的，而是由活生生的自然人來表達的。中國目前每年出境的人數接近1億人，他們在演繹著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所以每個中國人在傳播著中華文化，都是中國的文化“大使”。

“生態文明”不在西方

周生賢在《瞭望新聞周刊》2013年第18期撰文認為，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按照一般推理，生態文明應在發達國家興起，因為生態危機的發生和危害首先在那裡體現。但是，建設生態文明構想卻沒有在那裡誕生，實踐沒有在那裡展開。主要原因在於：其一，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強大物質基礎、技術和資金優勢，以巨大投入治理環境，使自身生態危機得到緩解﹔第二，西方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生態環境成本，失去了發展生態文明的內生動力﹔第三，西方發達國家現行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難以自發轉向。它們已經形成了不可持續的低儲蓄、高消費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難以重構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綠皮”城市不是生態文明

高小康在2013年5月16日《光明日報》撰文認為，文化生態建設不同於單純為城市“刷綠”的偽生態文明建設，而是文明發展模式的根本轉型——向后增長型文明轉型。對於都市發展來說，核心指標不但不再是GDP，而且也不應該是造湖鋪綠之類的綠皮形象建設，而是整個文化生態的重構：城市建設對規模、豪華和高密度功能集聚的追求需要降溫，新的城鎮化不能變成新一輪大都市化浪潮﹔城市對資源的抽吸作用應當弱化和分散化，不能在城市的資源配置和生活質量方面繼續強化金字塔型梯度差異﹔都市中不同文化群體、不同空間的關系需要重新認識和合理建設，使每個人都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市生活方式要從舒適、方便和享受轉向積極、健康和自然……總之，文化生態的重構意味著城市發展觀的重構。有了這種重構的意識，城市有了新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尺度，才能從“綠皮病”中擺脫出來，走向真正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

司法觀念非理性化的現實表現

楊 蓉在《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4期撰文認為，在司法實踐中，非理性化的司法觀念的現實表現為：一是重打擊犯罪，輕保護人權。二是重實體，輕程序。三是重辦案數量，輕案件質量。四是重配合，輕監督制約。教育和引導廣大政法干警徹底摒棄那些過時的、錯誤的、不符合法治進步要求的思想和觀念，牢固樹立公開、公平、公正、人權、文明、廉潔的執法理念，並自覺以之指導執法實踐，從根本上改變政法機關的執法狀況，提升執法形象，確保類似佘祥林錯案不再重演已是當務之急。

施存統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貢獻

竇春芳在《廣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撰文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於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8月22日，8個社會主義者在上海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北京、廣州、長沙、武漢等處也有同樣的團體產生。由於青年團的成員思想比較復雜、缺乏領導骨干、主要領導人離任、經費困難等原因，1921年5月，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青年團宣告暫時解散。1922年初，施存統從日本留學回國，黨組織派他負責恢復重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施存統通過緊張的工作，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進行重新登記，又整頓和健全了各地解散的團組織，並籌備了青年團“一大”。在青年團“一大”上，施存統當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中央的首任書記。擔任團中央書記1年零8個月裡，施存統主持著繁重的團務工作，《先驅》是團中央的機關報，除擔任主編外，他還為《先驅》撰稿，同時負責《先驅》的出版工作，此外，還積極撰寫文章指導青年團的工作。組織和領導廣大團員和青年投入到各項政治活動中，並做了大量的實踐性的工作，期間先后兩次被捕。1957年1月，在接受訪問時，施存統認為自己在擔任書記期間，團中央做了7件工作：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支持上海日華紗廠的罷工﹔組織反基督教學生同盟﹔散發傳單，反對曹錕賄選﹔發起紀念被反動派殺害的黃愛、龐人銓的運動﹔反對張國燾運動﹔聲援“二七”大罷工。共產國際對施存統的工作成績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