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秀蓮
“約法三章”助力中國夢
江德斌在《政府法制》2013年第4期撰文認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17日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這裡我們也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隻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隻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今年是中央政府換屆之年,也是規劃未來5-1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之年,從李克強總理回答中外記者的問題可見,堅持改革仍然是發展重心,而其所提出的“約法三章”。不僅是本屆政府向國民的公開承諾,亦定下未來走節約型政府道路的基調。
泛制度化傾向的危害
華 風在2013年5月13日《北京日報》撰文認為,“泛制度化”傾向又叫“制度歸因”,這在當前中國社會成為一種思維定勢,認為凡中國社會出現的問題都是制度問題或體制缺陷造成的,而不做具體分析,進而得出制度不如人的結論。它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使制度成為推責的托辭。泛制度化傾向把任何問題或矛盾,皆歸因於制度,而人在其中的責任被淡化甚至掩蓋了。這對於在復雜條件下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對於強化責任意識會產生不利影響,導致無責可究的局面。二是易生成制度自信缺失。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籠統歸結為制度缺陷,是一些西方勢力抹黑中國的慣用手法。國內出現這個傾向,原因復雜,但缺乏制度自信是重要原因。由於在出現困難和問題時,不強調人的作用而隻強調制度的作用,而實際上制度並非萬能,本身處於被動地位,這就容易導致在社會心理上出現對制度的懷疑,進而否定的極端化傾向。三是模糊了人的主體作用和能動性。把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問題歸結為制度缺陷,隻見制度不見人,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在歷史上發揮的主體作用,而把人的主體性掩蓋了或弱化了,顯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大量歷史事實反復表明,任何制度都不是萬能的。制度優勢能否得到發揮,制度缺陷能否避免,歸根結底都取決於人。也就是說,制度優勢的發揮要靠人,制度缺陷的彌補也要靠人。
大部制改革如何實現“化學變化”
楊 敏在《決策》2013年第4期撰文認為,對於大部制改革,汪洋副總理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推進大部制改革,不是單純機構合並的“物理變化”,而是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行政體制,實現“化學變化”。那麼,大部制改革如何才能實現“化學變化”?從改革的價值取向來看,改革方向需要從機構人員的精簡切換到政府職能的轉變﹔從改革的技術路徑來看,允許地方試點先行一步,鼓勵創新、寬容試錯,以期投石問路﹔從改革的邏輯與策略來看,需遵循先易后難、小步快走原則。大部制改革表面上是機構調整,其背后則是權力調整。此番大部制改革,唯有指向轉變政府職能,給予地方試點更大的自主空間,找准改革優先序,遵循先易后難的策略,如此,才能推動大部制改革從“物理變化”轉向“化學變化”。
客觀冷靜看待資本流出
姚淑梅在《中國投資》2013年第4期撰文認為,2012年我國國際收支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資本和金融項目出現自1998年以來首次年度逆差,如何客觀看待這一變化,需要對資本流出的動因進行剖析。金融基本面推動流出。從國際收支平衡表看,2012年一季度我國資本淨流入511億美元,而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分別淨流出654億美元、712億美元和318億美元。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同時構成了我國資本流出的周期性因素。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提升。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有所提升是資本得以大規模流出的制度因素。除直接投資,我國對資本賬戶仍存在較多管制。為防止金融市場大幅震蕩,我國對証券投資項目一直嚴格管控。因此,其他投資項目成為影響我國資本流動規模和流向的主要渠道。隨著我國資本賬戶可兌換進程推進,資本大規模淨流入或者淨流出將是正常現象。
隨著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提升,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波動性仍將加大,大規模資本淨流出現象仍可能再現。發生在2012年的我國資本淨流出主要由短期順周期因素推動,並不內含必然的長期趨勢,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好轉,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狀況將得以扭轉。斷言大量非法資本借機卷逃既不客觀,也缺乏依據。因此,應客觀冷靜看待資本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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