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體，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世界70億人、200多個國家關注。在中國政府主動調整下，GDP增長率從2010年的10 .4%逐步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7 .6%，與其他主要經濟指標處於年度預期目標的合理區間。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率仍居世界大國首位，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仍是最好的國家，但是卻引起全球性的關於中國經濟的大辯論，尤其是西方媒體和一些專家散布的“大減速論”、“失去動力論”、“衰退論”、“硬著陸論”、“危機論”甚至“崩潰論”等，甚囂塵上，滿城風雨。而我們的研究結論是，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7 .9%，在考慮到節能減排環保因素后，適度增長率在7 .5%，完全可以實現發展與環境的“雙贏”。

高增長國家是“小概率事件”

胡鞍鋼認為，經濟持續高增長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最重要的發展目標之一。但是在世界239個國家和地區的公開的又是激烈的經濟競賽中，隻有極少數的13個“成功者”，是服從“正態分布”的，是“小概率事件”，而中國處在最高處，屬於“極小概率事件”。

2008年發布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報告，通過對二次大戰之后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記錄和總結明確提出：所謂高增長經濟體是指在持續25年或更長的時間裡保持了7%以上的G D P增長率的經濟體。以7%的速度增長，就意味著，按不變價格，一個經濟體的G D P總量每10年翻一番，20年時間裡可以翻兩番，30年時間裡能夠提高8倍。該報告認為，這種高增長是比較罕見的。不過該報告沒有區分大經濟體和小經濟體，盡管前者比后者更難以實現高增長。根據報告提供的信息，二次大戰之后隻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高增長：博茨瓦納、巴西、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國和日本。報告主持人，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邁克爾·斯彭斯非常客觀、公正地指出：在所有實現高增長的13個案例中，中國是增長幅度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這種速度和規模的增長史無前例。但是，在幾十年以前，像中國這樣巨大的經濟成就被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自1978年以來，分析家們每年都觀察到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而且對其增長過程的穩定性不斷產生質疑。他坦言道：“但我們都錯了。”

“從過去的歷史記錄來看，我們的確很難發現中國觀察家們對中國的預測是接近‘正確’的，即使是最權威的世界銀行的各種預測也是與‘事實’相差甚遠，更不要說那些非專業的天天報道中國的西方媒體了。”胡鞍鋼說。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與來源

在胡鞍鋼看來，中國政府在未來經濟增長率目標定在7%，就是一個高增長目標，實現G D P總量10年翻一番。所以按照他的理解，7%就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底線。

那麼今后二十年，也就是指2011年到203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據胡鞍鋼所率領的團隊的研究，在2011年-2030年期間，在不考慮生態約束的情況下，估計中國G D P潛在增長率區間為5 .9%-9 .2%，實際G D P潛在增長率在7 .9%左右。當考慮到能源供給、資源消耗、生態環境、二氧化碳排放四大硬約束時，同時也考慮到中國政府的發展目標不再追求高速增長，而是追求增長質量，主動調低經濟增長率，那麼，未來20年適度增長率為7.5%。其中，2011年-2020年期間適度增長率為8%﹔2021年-2030年期間適度增長率為7%。

從經濟增長來源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和國內投資率，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仍保持較高增長。

第二，中國仍保持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本增長率。教育、人才和科技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帶來了附加值更高的人力資本紅利，其直接正效應及外溢性抵消並超過“人口紅利”減少所帶來的負效應。

第三，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率有所下降，但是非農業和城鎮就業人數持續高增長。這就產生兩方面的結構效應：一是加速“工業化”或“非農化”，農業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並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有利於不斷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二是加速“城鎮化”，農村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並從消費水平較低的農村地區轉移到消費支出較高的城鎮，還有利於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地區，有利於不斷提高全社會消費水平。

第四，保持經濟高增長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 F P)。一是從中國與最發達國家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看，中國還有很大“后發優勢”可以充分利用﹔二是從中國自主創新的能力看，不僅越來越強，將成為與美國、歐盟並駕齊驅的世界創新中心，而且可應用的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具有與美國、歐盟同樣的規模效應﹔三是從技術效率角度來看，中國也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我們估計2011-2030年期間，全要素增長率為3 .6%，實現由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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