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溝通程度

主要反映規劃制定過程中，規劃制定者與內部或外界之間聯系的密切程度：(1)規劃委托人或規劃接受對象是否比較明確﹔(2)根據閱讀對象特征，規劃是否將基本內容作了較為明確的闡述﹔(3)規劃作出的相關決策是否具備可靠的依據﹔(4)規劃提出的建議及有關結論同制定的目標是否相符合。此外，在規劃制定時，是否設置了今后用於規劃評估的標准。

4.8 方案格式

主要從規劃方案使用的便利性、外觀格式的完整性來評估，包括：(1)規劃文件大小是否適度，其格式是否便於閱讀和使用﹔(2)規劃的目錄與頁碼是否完整，是否標注了規劃制定者的姓名﹔(3)是否明確標示了規劃實施日期，規劃圖紙的功效是否發揮到最大，規劃文本排版是否美觀，以利於增強對讀者的吸引力。

5 規劃評估理論發展的方向

理性與交互規劃學派，其共同點在於基於規劃本身來加以評估。隨著可持續性理念的出現，規劃評估領域逐漸引入生態倫理、環境保護等概念，並通過設置約束性指標來對政府決策加以指導(Miller and Patassini,2005)[29]。在規劃的指標使用方面，通常使用“環境質量”這一指標來表示政府政策對生態產生的影響，其實質是通過規劃評估來度量政府政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在這方面，伯克和康羅伊(Berke and Conroy，1990)作了有益嘗試[30]，他們選擇美國30個規劃方案作 為研究樣本，通過評估來考察這些規劃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程度。在具體做法上，他們從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出發，依據其共識原則，建立了一套評估規劃對可持續發展產生影響的方法，並據此對樣本展開研究。他們的研究最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建立了規劃評估的基准體系，並提供了參照標准。

當前，我國政府在規劃評估中也逐漸對環評加以重視，但仍然處於初級階段，在制度設計上尚未成熟。此外，規劃評估中對環境要素的考慮，也會帶來一些疑問，那就是環境對個人或局部范圍帶來利益增進的同時整個社會利益的增加問題,即環境權的倫理問題[31]。也就是說，環境的改善保護了個人或局部利益，而社會利益、整體利益並不一定會增加，這時就要求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均衡點。按照經驗主義的觀點，在規劃評估模型中引入環境變量是必然要求，也就是要重點評估由於對環境的破壞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增加的程度，或者帶來的自然災害的危害程度等。英國在規劃評估過程中，主要使用環境要素對公眾群體的影響度，以及公眾對政府供給的公共品的需求度，來評估環境等非市場化要素對公眾產生影響的程度(Miller and Patassini,2005)。但是，即使已經考 慮得很全面，仍然面臨一個主要問題，那就是如何平衡評估過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問題，其原因在於，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判斷需要獲取更多的資料，而這種資料卻很難獲取。這時，決策部門更關心的是對多種方案的評估與選擇問題， 其實質在於，期望通過對規劃的評估獲得有價值的、有利於決策參考的信息，幫助實現科學決策的目的。

除了“環評”以外，關於“社會公平”問題也逐漸進入規劃評估范疇。因為社會公平是規劃實施的目標之一，政策效應大小與社會公平有關。更進一步看，由於社會公平主要表達規劃與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而規劃的實施結果到底對政策產生多大影響，政策的執行對不同利益主體所產生的直接后果如何等等，卻是傳統規劃評估中忽略了的要點，是現代規劃評估所必須加以考慮的。因此，參與規劃評估的人員，需要在價值沖突中，綜合審視和切實理解多種價值沖突，在堅持社會公正的條件下確立自身的位置。費希爾(Fischer)通過對紐約時代廣場改造項目的分析發現，在紐約城市規劃項目中，辦公用地同社會公正之間存在沖突，且在改造項目實施過程中，城市環境的變化受到各利益集團價值觀念的左右[32]。在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各種拆遷項目、舊城改造項目以及城市環境工程等在開展規劃評估時，也將涉及社會公平問題。

在2000年前后，規劃評估理論發生了逆轉， 主要表現為：以理性與效率為標志的傳統型評估向以交互性為特征並參雜不確定性因素的現代評估轉變。此外，在評估要素上，強調原始方案的系統性特征，且將其視為評估的核心指標之一，以便消除盲目追求社會福利或集體收益最大化。 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改變規劃評估的主流理念或思想，也會對評估的目標、技術與方法產生較大影響。此外，隨著社會信息化的進一步發展，網絡力量充斥社會各個方面，道德水平變化正引起評估者的關注[33]，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隨之改變，這些社會變量也必將影響規劃評估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