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核心價值觀——對於理想信念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講核心價值觀從哪裡講起？很長一段時間，世界上存在著“中國威脅論”。如何才能消除“中國威脅論”？我認為，一方面，西方要放棄冷戰思維﹔另一方面，我們要把握世界的精神脈動，找到著力點和突破口。幾年前，我通過《光明日報》的“國內動態清樣”，給中央領導寫了個分析報告，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大國博弈已經或正在進入以核心價值觀為支點的時代”。

（一）關於博弈的理論

國家間博弈有三種形態：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價值觀博弈。

其一，政治博弈。上世紀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蘇兩大霸主為首的，兩大政治集團的對峙。那個時候，國家交往看社會制度。“二戰”結束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它對外援助協作，一個基本的考量標准就是看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被排除之外﹔資本主義制度國家則給予援助。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西方產生了“意識形態終結論”。現在，談意識形態終結為時尚早，因為國家交往還是要關注社會制度，但已經出現弱化，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還是表面的變化，實際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還是很尖銳的。

其二，利益博弈。國家交往隻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友誼。馬克思主義認為，離開利益就會出丑，人們奮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關。但是僅拿著支票到世界去援助，是樹不了形象的，搞不好就是爆發戶形態，重要的還是要承擔國際責任。比如，我國的外援行為，要提升到 “道義”的層面，而不僅僅是一種“利益”的存在。這才像大國，這才是大國崛起的制高點。

其三，核心價值觀博弈。德國的默克爾、法國的薩科齊打出來的旗號就是價值觀外交。我國的近鄰日本，國會曾經搞過一個價值觀外交委員會。甚至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馬英九上台的時候，講過“與大陸主要不是主權之爭，而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區別”。核心價值觀的博弈凸顯出來以后，對我們的挑戰是很大的。因為相對而言，精神領域的調節力，西方比我國要豐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調節力——政治調節、宗教信仰調節、職業意識調節。而我國主要隻有一個調節力，即政治調節。

1.宗教信仰調節。西方的宗教傳統很濃厚、很深遠。詩人但丁說過，西方有兩個太陽，一個是政權，一個是神權。而我國歷史上，宗教是經常被切斷的，北魏、北周、唐代，曾經三度滅佛，加之后周的滅佛，四次滅佛。尤其是我國的宗教對靈魂的關照不夠。在西方，你絕對不會看到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放在一個教堂裡面去拜祭。當年摩西帶著希伯萊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西奈沙漠搞了個清教運動，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偶像崇拜而影響了虔誠度。而我國呢？在一座山上，儒、釋、道可以都在裡面，甚至到一個廟裡面，你可以看到幾個教在一起拜。為什麼排它的宗教，在我們這兒卻可以和諧共處呢？其根源在於功利性因素的作用。在我國，宗教滿足的不是人的靈魂的需要，而是欲望的需要。比如說，想當官，我找誰拜一下﹔想賺錢，我找誰拜一下﹔想找個漂亮媳婦，我找誰拜一下。這一過程中，很清楚的是，我找誰拜，誰就得實現我的願望﹔否則，下次就不找你了。對此，儒釋道三家也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由此就出現了，我不行，沒關系，隔壁還有一家行。可見，宗教在我國不是也不能成為現實主要的精神調節力。而且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所以中國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來調節社會。

2.職業意識調節。職業意識調節是伴隨著工業化大生產運動而來的，是工業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幾百年工業革命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前主要是農業經濟。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員是448萬人，其中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農民出身。我國現實的工業發展很快。美國是自1897年以來，工業生產總量的全球老大，2010年我國工業生產總產量超過了美國。我國生產了全球工業生產總量的19.8%﹔美國是19.4%。但是僅僅30年，30年是產生不了職業精神的，因為精神是需要積澱的。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不足以支撐我們忠實於自己的職業。所以在中國，職業精神遠不足以調節我們的社會。

3.政治調節。由於我國宗教調節力和職業調節力的不足，我們就把精神調節力主要寄托於政治調節，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寄托，但這顯然與國際政治深刻的變化不相適應。二元對峙的時候，階級的對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謂“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種情況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團的力量不困難。但核心價值觀的博弈，內含著政治，外顯的是文化。也就是說，在當前的情況下，以政治調節凝聚本集團的力量就沒有那麼容易了。這就需要我們隨著時代的變化，在我們的精神領域找到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的核心價值觀。

（二）和諧世界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一，和諧世界。要實現世界和諧，就要溝通，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找到一個交流的切入點。當前我國在國際社會交往中面臨的沖突很多，這與核心價值觀有一定的關系。因為核心價值觀影響的是制度的設計和權力的運行，進而影響到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這個問題不解決，溝通起來就困難。舉例來說，北京奧運會，我國搞聖火境外傳遞，其目的是要弘揚奧運精神，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的、強大的中國，結果歐美國家的反映，令我們出乎意外，基本上對此都在反對。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源自於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西方人認為，在世界奧運史上，隻有兩個國家，搞過聖火境外傳遞，一個是納粹德國，搞了一個歐洲傳遞﹔另一個是軍國主義的日本，搞了一個亞洲傳遞。這次，中國來一個世界傳遞，還告訴世界，中國強大了！什麼意思？！由此，致使我國奧運聖火傳遞的過程中，屢屢遭受沖撞。還比如，中國政府訪問團到美國訪問，更願意搞的是政府間的對等談判，而不願意到其國會、基金會、智囊團演講。我們往往認為擺平了美國政府，就擺平了美國，其實，在三權分立制度下，政府權力有限，擺平了美國政府遠不能擺平美國。再比如，西方政治理論把政黨和政治家作了偏負面解讀，再加上媒體的獨立和天生監督政府的職能，因而政黨和政治家一直在被罵中前進。我們是把政黨和政治家與精神系統相聯系的，認為批評多了，會削弱精神力量，因此不允許批評。這就出現了，我們天天罵美國等西方國家，他們也許並不太在意﹔而西方一個政客的批評，我們便可能受不了。因此，如果不能正確認識，認真把握，那說不到一塊去，是必然的，更遑論深入溝通。

第二，和諧社會。和諧社會是多元的、包容的。隨著我們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價值系統發生了很大變化。革命黨與執政黨不一樣，革命黨是打破為主，而執政黨是建設為主。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影響很大，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是一元的經濟結構——國營、集體經濟，伴隨的是一元的價值觀，那時黨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可以互替互代。比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既是黨的，又是社會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結構變得多元，國營、民營、外資、混合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結構變了，價值觀肯定要變，再用黨的核心價值觀作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不靈了。必須找到主流價值觀來引領，否則就會發生沖撞、導致紊亂。

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創立的“階級仇、民族恨”的精神調節，隨之也淡出了我們的話語系統，但是還沒有找到替代的東西。當年，我們黨採用“階級仇、民族恨”的精神力量調動了強大的革命力量。比如井岡山時期。起初，我們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白天我們分給他，晚上他就送回去。因為儒家文化教育的是，別人的東西不能拿。我們看到這樣做不行，就動員民眾訴苦，挖窮根。老百姓認識到，原來我們是敵對的呀，原來你是剝削我的！那我干嘛不要呀？就這樣，革命力量的問題一下子解決了。解放戰爭時期，我們搞了個“三大運動”，其中有個“訴苦運動”。當時，俘虜了上百萬國民黨軍，怎麼把他們變成革命戰士呢？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還是採用了訴苦的辦法。一訴苦，發現，原來我們受苦是蔣介石國民黨干的呀，於是就調轉槍口打仗。所以一個“訴苦運動”解決了階級關系，激化了階級矛盾，同時獲得了階級力量。

而今天還能採取這個模式嗎？不行。當今中國對抗性階級已經消亡，代之的是階層，利益劃分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情況下，再講“階級仇、民族恨”顯然不行。

（三）提升價值追求是核心價值觀建設的重中之重

隻有提升價值追求，才能把握大國興起的本質，避免以利益為評價尺度，以金錢謀求話語權。當今世界，我國除了談利益、開支票，還能不能拿出更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拿得出，那麼語言表達方式就是次要的，稍作調整，他人即能聽懂且願意聽﹔如果拿不出，就會出現去年東盟論壇上的尷尬：“一個無比孤獨的中國，處在鬧市之中，看上去像個闊佬，大把撒錢給鄰居，希望獲得友誼，而鄰居們並不領情，一邊將鈔票快速塞進懷裡，一邊轉過頭去與美國含情脈脈。”出現這樣的尷尬，究竟是別人不領情，還是我國的價值觀出了問題？再以中非論壇為例，自開壇以來，我們無比慷慨地送出一個個大禮包，這是否是最佳選擇，也需要研究。至少以一國對一個國家集團，這給人的感覺是中國想當頭，而當頭的國家隻有掏錢的份。尤其是一個人均國民收入排在百名左右的國家，大把掏錢援助一些人均收入超過我們的國家，看上去很美，但給人怪怪的感覺。為什麼中國現在援助貧窮國家，也援助發達國家，掏出的是真金白銀，收獲的卻是“中國威脅”、“經濟侵略”，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我們反思。當今世界，僅僅有錢是不夠的，海灣國家的富有讓世界羨慕，但沒有人敬佩。可以說，如果整個價值體系和話語系統僅僅處在利益層面，是很難真正服人的。

如果從經濟角度來講，中國走向世界沒問題，這樣的實例很多。美國有一個家庭主婦，對中國的產品大量的銷往美國，影響就業非常憤慨，於是高調宣稱，一年之內，不買一件中國的產品，但堅持了半年，實在堅持不住，還要買中國的產品。說中國的工業產品影響世界，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中國的文化，遠沒有影響世界。我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產品的進出口懸殊是幾倍乃至幾十倍的懸殊，就不講品質，單從數量上講，我們就差得遠。現在世界有評價中國說，中國是進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來看很柔和，並且還沒有碰碎什麼，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經惴惴不安了，他擔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個罐子打碎了，一轉身一片打倒了。中國為什麼會令世界如此惶惶不安呢？關鍵是不知道中國人按什麼套路出牌。

我們國防部長訪問美國的時候，曾經提出，中國的軍事力量比美國落后20年，中國沒有力量挑戰美國，本來是要善意表達，讓美國無需緊張的意思，結果在美國網民中引起軒然大波，美國網民說，不在於中國能不能挑戰美國，而在於中國為什麼挑戰美國。諸如此類，就是講怎麼解決思維方式差異的問題。當前，西方關注什麼？關注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滲入一個民族血脈裡面的，在一定時期內相對穩定的根本價值追求。比如西方早期的核心價值觀是“自由、平等、博愛”，目前是“民主、自由、人權”，北歐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價值觀影響到制度設計和權力運行，進而影響到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西方人認為，中國人如果想要告訴世界自己的出牌套路，就請把自身的核心價值觀告知世界。要構建和諧世界沒有核心價值觀是不行的。

另外，目前來看，中國人的物欲過強，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我國的幸福指數比較低，在2010年世界幸福指數排名中，我國位列倒數前幾名，一段時間中國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數的2.3倍。幸福指數最高的地區是拉美，最高的國家是哥斯達黎加。這就告訴我們，金錢不是一切，它解決不了精神歸宿的問題。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中國夢的實現，這些問題的根源都與我國的核心價值觀直接相關。由此我們的文化強國建設，就是要解決怎麼獲得精神提升的問題。

歷史一再証明，一種核心價值觀的興起和沒落，背后反映的是一個民族、一個集團、一種文化的興起和沒落。所以失去核心價值觀支撐的經濟繁榮，短期可以，長期不行，因為核心價值觀的缺失，最終導致的是精神危機，進而是社會危機。可見，核心價值觀的問題和我們的理想信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帶有根本性。

（據宣講家網站報告錄音整理 來源：《大講堂》第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