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義之橋

“中等收入陷阱”所概括的並不僅僅是經濟增長能否持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秩序能否在新的基礎上“軟著陸”的問題。

多元社會中，教條抑或強制已經沒有統合力，寬容是迫不得已的選擇，而正義的觀念成為“最大公約數”。

跨越“貧困陷阱”需要的是一支勞動力大軍，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則需要具有創造力的公民。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期間曾對“中國夢”有個定義，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從經濟社會發展進程而言，中國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之際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追趕戰略已經完成使命，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從要素投入轉向正義投入，唯此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達致“中國夢”的彼岸。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來的，描述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怪現象：一些國家經濟在達到人均3000美元的門檻之后，便陷入了困頓之中，難以繼續前行。二戰結束以來，能夠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魔咒，進入發達水准的國家和地區，也隻有日本及東亞“四小龍”而已，對於多數國家而言，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確是個艱難的夢想。

“中等收入陷阱”，雖然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但是卻涵括了比較普遍的經濟社會發展現象，彌補了“發達”與“落后”二元對立，為各國提供了比對的參照系。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曾經描繪了一幅人類生存的悲慘圖景——“貧困陷阱”：人口的指數增長會將一個稍微富足的社會重新拖入貧困，人類便在貧困的泥潭中掙扎。工業革命之后，馬爾薩斯的預言被打破了，工業的發展將一些地區率先帶出了“貧困陷阱”，馬爾薩斯生活在工業革命的前夜，並沒有意識到技術可以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工業革命之后，世界進入二元結構，即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馬爾薩斯的理論依然適用於農業社會。要跨過“貧困陷阱”，唯有工業化、城市化，走出二元經濟，這也是過去幾十年中，諸多亞非拉國家發生的故事。

馬爾薩斯指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農業社會中存在著嚴重的人口過剩，因此，一個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面臨著如何轉移與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1954年的一篇論文中認為，二元經濟結構中存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現象，農村成為勞動力的“蓄水池”，這也壓低了勞動力的價格，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提供了成本優勢，所謂“人口紅利”與低水平的工資是息息相關的。當勞動力的“蓄水池”枯竭之后，勞動力成本便會依據市場供需以及勞動生產率進行定價，“民工荒”以及工資急劇上漲都是信號。東亞國家依靠低廉的勞動力與資源，通過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戰略，從“貧困陷阱”中跋涉出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日本和韓國分別在上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完成這一跳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