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近年來逐漸升溫。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難以突破12000美元的上限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相反，其經濟社會發展很容易進入長期停滯徘徊期。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許多國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2010年，中國人均GDP突破4200美元大關，2011年已達5400多美元，正在中等偏上收入的軌道上快速前進。拉美的經驗教訓，對我們有何啟示？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跨過這道坎？這既是理論話題，也是迫切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拉美國家的教訓

規模龐大的城市貧民窟、泛濫的毒品交易、嚴峻的社會治安問題……裡約熱內盧和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的這些常見的景象，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注腳。

“拉美從很久以前就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中等收入國家，但這些國家沒能戰勝困難，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之列。這使得拉美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拉丁美洲開發銀行執行主席恩裡克·加西亞坦言。

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袁振東分析說，拉美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有幾個具體表現。一是該地區中等收入國家最集中，33個國家中有28個屬中等收入。二是進入中等收入行列較早，阿根廷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在70年代上半期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三是滯留中等收入狀態時間長。截至2011年，拉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滯留37年，其中阿根廷達49年，幾乎為全球之最。

專家認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失誤，是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強調，拉美國家曾實行初級產品出口戰略，后來又長期僵化地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國內產業缺乏創新的動力。“沒有一個國家一直是靠進口替代戰略進入高收入行列的。”

與此同時，拉美也是公認的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區。巴西“經濟奇跡之父”德爾芬·內托的主導思想就是蛋糕理論，即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分配。他甚至稱，經濟的迅速發展比在短期內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更重要。

一直以來，拉美的基尼系數普遍高於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截至2011年，拉美地區仍有1.77億貧困人口，佔到總人口的1/3，其中赤貧人口達7000萬之多。

“巴西等拉美國家是以一種非正常、扭曲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的。”拉美史專家、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董經勝總結說，通過這種方式，拉美等國雖然進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但卻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包括收入分配不均、嚴重依賴外資、企業缺乏競爭力、社會缺少公正等等。

中國面臨的挑戰

進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行列之后，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全世界的關注。

劉世錦明確指出，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與拉美相比，我國具備一系列跨越陷阱的有利條件。

第一，我國在人均GDP還很低的時候，就開始實施對外開放和出口導向戰略，這擴大了我國產品的市場空間，帶來了大量的適用技術和管理經驗，也推動了城市化發展。第二，我國在發展還處於較低階段時，就啟動了市場化改革，工業化發展與市場化改革相伴而行。第三，我國市場潛在空間巨大，發展要素組合條件較好。

盡管如此，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面臨許多不容忽視的挑戰，需要謹慎應對。

就經濟增長來看，2010年以來，我國投資佔GDP的比重已達到70%左右，這樣高的投資比重帶來了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效益降低、污染回潮等很多問題。在外貿方面，不僅由於外需減少而導致出口下降，貿易摩擦也迅速增多。此外，我國勞動力不再具有無限供給的特性，依托於低工資的低成本制造難以持續。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也越來越嚴峻。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具有高度復雜性，其中深層次原因之一是由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分化。“從中國目前初次分配來看，政府和企業收入佔比不斷提高，居民收入份額較小。從二次分配來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收入分配問題致使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由此引發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

劉世錦也提醒說，當前社會縱向流動渠道還不通暢，家庭出身、社會關系等對就業、創業的不合理影響仍然存在，有些方面還在擴大。“‘貧二代’、‘富二代’現象的出現，表明社會利益格局和社會階層呈現固化之勢，這種局面如果持續，將制約社會活力和創造力，而且直接影響社會穩定。”

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

“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也是事關世界經濟貿易的重大問題。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中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需要，也是中國能夠持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保証。”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拉美友好協會會長成思危說。

專家指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轉變發展方式，二是要同步推進社會發展，尤其是解決好貧富差距問題。

“長期看，增長和提高經濟的競爭性隻能依靠技術創新。”中國社科智訊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說：“在高收入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技術創新的貢獻率達到70%，而中國還不到40%。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也是當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達高收入國家的戰略通道。”

袁振東表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國家逐漸認識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關注社會發展，重視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否則，不僅經濟發展的目標難以實現，還會危及社會穩定和民主進程。“當前，這些國家在重視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越來越關注社會發展和人的權利。這是一條重要經驗。”

“貧富差距擴大是困擾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社會問題。是應該追求結果平等還是機會平等？拉美國家的教訓提醒我們，這一問題處理不好將導致經濟失去活力，還可能引起社會動蕩。”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表示。

李若谷強調，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是要促進經濟發展，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特別要是努力創造平等的就業、創業機會，打破生產要素的流動壁壘，激發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在發展中逐步縮小貧富差距。

（本報記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