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工業經濟佔比？

　　兩年前，PM2.5對於公眾而言依然陌生。如今，測量PM2.5已成為社會共識。

　　2012年2月，PM2.5被納入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3095—2012），空氣質量的監測指標從API（空氣污染指數）升級為AQI（環境空氣質量指數）。2012年5月，環保部要求，全國74個重點城市要在年底前發布城市AQI數據。“這個過程是非常快速高效的，雖然公眾都迫不及待，認為效率可以更高。”北京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系副教授劉繼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說。

　　2012年12月31日，環保部表示，國家和地方共計投入約9.5億元重點支持第一階段國家環境空氣監測網建設，國家環境空氣監測網已擴大到338個地級市，國控監測點位增加到1436個。“建立監測體系是治理空氣污染的第一步，目前看來，效率還是比較高的。”羅仲偉評價說。

　　接下來是按照監測結果，如何治理的問題。按照《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的要求，2015年，重點區域PM2.5年均濃度下降5%，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下降6%。在此期間，中國政府將投入超過1000億元，在大氣污染較為嚴重的107個城市，進行大氣污染專項綜合治理。

　　“治理的效果需要現實來印証。”張醒生認為，治理速度遠遠趕不上污染加快加大的腳步。“‘十一五’時期就在治理了，但結果如何？一些煙囪被削掉了，更多煙囪立起來。”他認為，發展模式轉變，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已迫在眉睫，靠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所付出的環境代價不可逆轉。“我們已經嘗到苦頭了。”

　　霧霾爆發后，工業經濟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成為千夫所指，甚至有專家提出，應調整產業結構，提高金融業、服務業等在GDP中的佔比，降低工業經濟佔比。

　　“工業經濟和制造業經濟與高耗能、高污染經濟三者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羅仲偉認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仍未完成，大力發展工業經濟、制造業經濟是大勢所趨，既符合中國現實，又符合國際形勢。“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改變產品本身以及生產過程的科技含量，我們需要的是升級，而不是壓制。”

　　羅仲偉認為，在宏觀政策上，應該用“蘿卜加大棒”的辦法予以引導。蘿卜，指國家應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鼓勵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污染環節和污染排放量﹔大棒，指國家應通過強制性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減少高污染企業總量，對高耗能企業進行嚴格監管，嚴控污染源。

　　如今，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環境問題也隨之愈加突出。“我們所需要的城鎮化不是大城市化，而是多城市化。”羅仲偉認為，城市功能要進行調整，不能過於集中，形成超大型城市，“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國際交流中心，同時又是中國經濟金融的決策中心和管理中心，負擔太重，任務太多，自然出問題。”

　　“城市功能必須合理分配，或者通過衛星城的方式進行調整。”張醒生認為，城市功能可逐步分散到郊區去，以緩解城市壓力。“城市更多的是人居社會服務中心，而不是工業生產的中心。”

　　環境治理，尤其是空氣質量治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羅仲偉提醒說，必須做好充分的准備，“盡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但我們可以看到，倫敦、洛杉磯等地區也出現過霧霾，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顯的成效，這注定是一個長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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