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失敗者是誰

不論裡夫金的觀點多麼引人爭議，他有一句話至少說對了：“危機，既是變革的背景，也是變革的動力。”

2008年金融危機后，有關新技術革命的各種說法越來越多，這本身就反映了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和巨大壓力。

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與其叫“新工業革命”，不如稱為“新實業革命”，因為下一輪技術升級的背景和基本動力，主要在於二戰后幾十年來世界經濟體系越發“泡沫化”，大宗商品、房地產等資源泡沫已經把實業淹沒了，制造業被高房價、高稅收、高利息、高路費等“攔路虎”層層盤剝，如果沒有新技術革命，金融危機后全球分工體系的“結構失調”會惡化，“很可能會倒掉”。

他表示，對中國經濟而言，抓住新技術革命“戰略機遇期”，從一個追趕者變成引領者，至少要同發達國家齊頭並進，這是一切國家規劃和戰略設計的前提和基礎，“這既是出路也是希望，沒有真正的技術革命，怎麼實現最美的‘中國夢’？”

從英國開創“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強國的崛起必須與技術革命捆綁前行，歷史上不存在技術上落后還能自稱強大的國家。比如，即便已經被人超越，英國的工業畢竟還保留了羅爾斯-羅伊斯公司——世界上最先進的航空發動機公司，這可看做“英國制造”的看家狗。

同樣，每一次新技術革命的孕育期，都給后發展國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歷史機會。今天，有關“新工業革命”的所有爭論，都可看做是新一屆“全球經濟奧運會”的發令槍。在核能、智能互聯網、物聯網、生物工程、先進制造以及航天、海洋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新技術“跑道”上，中國必須全力參賽。

在何傳啟主編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戰略機遇》一書中，有這樣兩段話令人深思：“在過去50多年裡，中國有世界最大規模的科技發展計劃，但沒有具有世界影響的科學突破和技術發明，沒有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中國現行科技體制，在應對第五次科技革命時，績效並不理想。那麼，它能保証中國抓住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機遇嗎？”

目前，投身於3D打印行業的國內企業並不少，但多數公司都聚集在設備應用領域。據業內人士反映，3D打印的產業鏈很長，材料、高精度噴頭、數控設計等幾項基礎性“共性技術”，仍然需要從國外採購，而單個企業往往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這些技術“瓶頸”。

事實上，中國制造業進行產業升級的主要難點就在這裡：國內企業習慣於從國外引進技術，或者參照已有的技術路線進行開發，以“規模追趕”來確立自己的優勢。但這種過於重視短期效應、急於求成的心態，往往使得中國企業“永遠處於追趕當中”，因為“當你追上的時候，人家已經踏上另一個賽道了”。

面對“新工業革命”的挑戰，真正的成功者必須有進行“顛覆性技術研究”，並快速實現產業化的能力，而失敗者一定是那個“低著頭隻會跟跑的”。

有專家建議，中國政府和企業必須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公司，“對未來產業進行深入研究”，以發現、注冊高新技術專利，先期佔領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為使命。而有關的金融機構，也有責任對前瞻性的新興技術尤其是基礎研究，加大投資力度。

柳卸林認為，中央政府應對全國產業有核心輻射能力的領域進行支持，尤其是需要大量基礎研究的領域，如集成電路、大飛機、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礎研究，但可以把科研院所、大學的一些技術成果介紹出去，讓企業家來作判斷。“我國要建立一種互動的機制，包括中央與地方的互動，科學與產業的互動。”

“政府的錢不但要投資新技術，政府部門尤其是政府採購，還要成為新技術、新產品的試驗場。”李才元認為，在目前全球技術競爭格外激烈的局面下，政府必須主動扮演好“新市場培育者和孵化者”的角色。

同時，要在大學科研機構建立“伯樂體制”，篩選出真正有競爭力的“技術千裡馬”﹔還要在金融市場推進“科技金融”的主導戰略。隻有這樣，新產業才能在市場、人才、資金三個方面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他說：“有了源頭活水，新技術才能破繭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