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底下一座樓”，這是民眾對公車的形象比喻。據財政部2011年年初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在20%以上，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超過1000億元。研究公車改革問題已有10年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近年來的數輪公車改革收效甚微，首先是因為政策較寬鬆。如，2011年頒布的《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隻泛泛地對各級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的配備使用管理作出規定，非但沒有遏制濫用勢頭，反而對公車使用合理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竹立家認為，取消公車是世界各國公務用車先進經驗的共同點。“我在日本考察時看到，某市僅20輛公車，由公車管理辦公室統一管理，公務員提前通過電話電腦預約，這樣不會造成浪費。”據悉，目前我國各地公車改革試點，大致可歸納為三種模式：一是貨幣化改革，發放車貼補助﹔二是集中化改革，即把各單位分散管理的車集中到一個部門統一管理﹔三是規范化改革，即通過單車核算、節假日封存、安裝GPS等方式加強監控與管理。

“應該說，這三種模式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都不是十全十美。”葉青認為，首先應取消副省級(含)以下干部配車。“名義上副省級以上干部有專車，副省級以下干部隻有工作用車，但如果領導每天都用這部工作用車，它就是專車。界限劃分不清楚是目前公車制度的最大漏洞，導致全國各地不同級別的很多官員都擁有實質上的專車。”

這也是為什麼伍皓公布公車牌號反而遭到質疑的原因。對於公眾來說，公車幾乎就等於專車，而伍皓之所以“躺著中槍”，也表明了公眾對於公車長久以來累積的不滿。對此，伍皓回應稱，這不是“專車”是“公車”，主動公布車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國每個地方、每個部門、每個單位都能堅持“微改革”，就可能匯成改革的最強音。

“伍皓及其所在的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的‘微改革’，是值得肯定的。”業內人士認為，取消受質疑的領導專車，改為公務用車，並公示車輛牌照，設市民監督小組，接受群眾監督，這些舉措比起某些地方隔靴搔痒似的非強制性規定，不失為一種進步。現在，公車私用現象愈演愈烈，民眾多有怨言，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伍皓主動公布自己的公務用車車牌，為公眾提供了一條明確的監督渠道，實質上是對個人權利的一種自我限制，理應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治理車輪上的腐敗，我們呼吁出現更多的伍皓，當然，落實中央八項規定、改變工作作風、扎實有效地推進節約型社會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