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古希臘哲人阿基米德曾經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對於未來的中國而言，我們同樣需要這樣一個支點，那就是改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成就，但也在一些地方留下了快速發展后遺症：一些固有的利益格局，正在慢慢成為整個社會繼續改革的阻力。加上國情復雜、地域廣闊，下一步，如何調整各方面的利益預期，幾乎決定著中國的美好未來。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今時的改革不同於以往——改革已步入深水區，我們在政治改革、經濟轉型、法治社會、開放創新、社會公平等方面都面臨著更深刻的調整與變化﹔我們站在30余年輝煌成就的肩上，未來發展有了更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們對道路更加自覺，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上更加自信、穩健。

無論何時，改革的進程都伴隨著思想解放的進程。黨的十八大已經規劃了美好的願景，激發了思想的洪流，民間智慧如火山噴發。為了激蕩這種智慧，我們從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記錄其間迸發的火花與激情，讓我們一起再出發。

最近兩周，82歲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接連主持了兩場關於改革的討論。除了他一以貫之大力倡導的“改革”之外，這位被尊稱為“吳市場”的老人嘴邊兒，又多了一個被反復提及的詞——“頂層設計”。

在他看來，黨的十八大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就是頂層設計，就是路徑的選擇。現在目標已定，接下來該做的，是提出行動綱領以及打破阻力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十八大前，無論民間還是學界，關於中國改革方向的爭論，被吳敬璉概括為兩種頂層設計之爭。盡管20年前，黨的十四大即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圍繞著市場化改革方向的爭論卻從未停息，以致一些已經開始的改革也逐漸放慢了步伐。

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提醒與會者，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兩個目標並列相提。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前面，又增加了一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說明發展方式轉變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

事實上，在理論界看來，十八大重申“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是對前段時間有關“中國模式”爭論的“一錘定音”，更是對未來中國發展路徑的重新確認。

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為了救市相繼加強了對市場的干預，以至於個別外媒發出了美國也要搞社會主義的驚呼。而中國雖然也面臨諸多問題，但在金融危機中所受沖擊較小，依然維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一時間，有人把這歸結為“中國模式”，認為這是政府大規模干預市場、干預經濟成功的最好注腳。

2011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和建設還在探索當中，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發展是一種模式。”

“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也在今年3月的一次論壇上表示，“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當全球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的時候，我們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干預，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也確實還有一些問題，這些只是應對危機的短期做法，並不能反映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

“我並不反對討論‘中國模式’，但我不贊成固化為強勢政府加不完善的市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態度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吳敬璉認為，那種採取“強政府、大國企”模式發展經濟的部門和地方，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從西方國家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但這種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目前正逐步顯露出來。

“強政府、大國企”一類的詞，在普通百姓眼裡可能還有些陌生，但生活中經常可以碰到的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高價格，征地拆遷的低補償，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審批，其實根源都在於政府權力過大、政府掌握的資源過多、政府干預市場過度。而這些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亟待解決的最深層的問題。

如果說20多年前，雙軌制改革撼動了計劃經濟的堅冰，改革的指向更主要是柴米油鹽的“溫飽”，那麼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指向是收入、住房、福利以及民主與法治的進程，是小康社會，也即美好中國。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5083元。按照平均匯率折算，約為5432美元。而國際經驗表明，從人均GDP4000美元邁向10000美元的過程，往往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風險高發、矛盾集中爆發的階段，很容易跌入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傳統的增長模式也正在遭遇勞動力升值、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瓶頸。舊的發展模式已無法延續，新的發展模式從何而來？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通常是由兩個‘車輪’驅動的：一個是技術，另一個是制度。”對此，吳敬璉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技術水平處於落后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是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夠廣泛運用這些新技術，卻取決於是否擁有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制度體系。

經合組織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不只是中國，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結構性改革的難題。該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大約5年后，即2017年左右趕上美國。而這一可能變為現實的前提是實施結構性改革。

高尚全認為：“如果抓住機遇，改革有實質性進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重大突破，那麼未來10年就有可能繼續保持7%∼8%的中速經濟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如果喪失機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一些地區的先行實踐也再次証明，解決中國現實的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別無他途，惟有深化改革。2007年，廣東省的人均GDP悄然跨躍了4000美元的關口。正是在這一年，廣東省又一次開啟了解放思想的大門。5年來，作為中央寄予厚望的“深化改革先行區”，廣東在轉型升級、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社會領域改革的建設上，經歷了從重點突破到系統構建的過程。2011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突破5萬億元大關。全省財政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達4233億元，佔支出總額的63%。85%的農村貧困戶比原計劃提前一年實現年人均純收入超過2500元的脫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