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民正把樹皮扒下來，以磨成粉充飢。

逃荒路上的災民。

災民

河南災民在飢餓中無助地死去。（福爾曼拍攝於1943年的河南）

白修德

（本版照片由福爾曼拍攝於1943年的河南）

外媒眼裡的1942大飢荒：先被遮蔽，后被遺忘

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講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中國河南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飢荒，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於飢餓。

電影裡的“老東家”、“栓柱”是藝術加工出的人物，卻也是3000萬難民的真實縮影，苦難烙印在他們身上。70年過去，“老東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無法找到，他們的生命，早已湮沒成歷史的塵埃。

電影裡的美國記者白修德，卻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他把那次災難記錄在他的報道和回憶錄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難史。這位曾獲得普利策獎的記者曾說，在中國河南的遭遇，讓他“懂得了無政府狀態和秩序、生與死的真實意義。”

通過白修德的眼睛和筆，我們可以看到1942年發生在河南這片土地上的災難，絕不僅僅是電影開頭所說的“吃的問題”。

　　《等待收成》

1943年初春，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年輕美國記者白修德，與他的同行——倫敦《泰晤士報》的哈裡森·福爾曼一道，跳上了從鄭州開往重慶的火車。

作為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的特派記者，當時隻有24歲的白修德剛剛在中國的河南目睹了一場真實的人間慘劇：3000萬人在飢荒中顛沛流離，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著倒斃的餓殍，難民們在飢餓中麻木、瘋狂。而政府組織的賑災不見蹤影，聽任難民們的生命像草芥一樣消失。

這一切，讓白修德和福爾曼悲痛而憤怒。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我的筆記裡很容易勾畫出一個野獸般的世界，但他們不是獸類，他們是創造了世界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

乘上火車幾個小時以后，這兩個憤怒的外國人在洛陽火車站下了車，白修德幾乎是一路飛跑到了洛陽電報局——歸途中遇到的第一個電報局。他要把河南大飢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報道稿件早就寫好了，題目是《等待收成》。聯系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災情，這個題目流露出的情緒讓人絕望。

青黃不接的春天，正是災荒年月最難熬的時候。經歷了一年飢荒的難民們，不知能不能捱過去。政府救援還是沒有到來，唯一的期望就是等著田裡的秧苗長出庄稼。

收成，卻似乎遙遙無期。

白修德寫了一篇足夠震撼人心的新聞報道，但他並不確信這篇報道能不能傳到美國。他太熟悉當時國民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了——在成為《時代》周刊記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國民政府新聞處顧問，干的就是新聞審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學的專業是中國歷史，原名提奧多·h·懷特，白修德是他給自己起的漢語名字。1938年大學畢業時成績優異，他獲得了一筆旅行獎金，於是來到了中國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受了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聘請，負責管理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發布。

但是，這份“顧問”的工作卻沒有給白修德帶來任何成就感，“從業務上說，我主管‘中國新聞委員會’的通訊報道，月薪65美元。我自認為是‘反法西斯的戰士’，實際上卻受人雇用去操縱美國的輿論。”不久之后，白修德辭去這份工作，當上了《時代》周刊駐中國特派記者。

《時代》周刊的老板亨利·盧斯出生在中國，一直對中國抱有特殊的親密感情，與蔣介石夫婦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板立場一致，在新聞報道中對國民黨政府、軍隊和蔣介石個人充滿溢美之詞。1942年大飢荒中的所見所聞，讓白修德轉向了蔣介石政權的對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國麥卡錫主義者視為抗戰期間所有駐華記者中最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開發表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他也同樣清楚，這篇文章很可能沒有機會公開發表。

按照當時國民政府制定的新聞審查制度，這篇報道和任何新聞報道一樣，應當發回重慶接受審查。而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老同事們肯定會把這篇報道扣下來的。

然而，這封電報並沒有被報務員發到重慶去，而是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第一時間直接發往了紐約。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沒弄明白這封電報是怎麼發出去的，他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麼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服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

不管是疏忽還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題為《等待收成》的新聞稿被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上。

這篇文章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議論：中國的河南正發生著一場不可想象、極其慘烈的大飢荒。

就像文章的題目那樣，河南的難民們正在飢饉中等待著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們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們等來的卻是絕望、死亡。

　　水、旱、蝗、湯

從1942年春天開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稈上漸漸枯萎，一場巨大的災難，在這片土地上默默地醞釀著，只是這一切的征兆，都被戰爭的硝煙暫時掩蓋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環敵，全省半數之地被日軍侵佔。多災多難的中原大地，正在經歷著歷史上最苦難的歲月。

一春無雨，田裡的小麥收成不足常年的兩成。新中國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說，世代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很清楚這意味著又一個荒年的到來。麥收之后，河南已經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秋收成了人們唯一的指望。孰料，那個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續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緊跟著蝗災。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所過之處，田間秧苗皆被一掃而光。一些臨河、依井的良田，原本還能略有收獲，這一下卻全部葬送蝗虫之口。

天災之外，戰爭更是這場災難的關鍵成因。

“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河南成為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的主戰場。在1942年河南大飢荒爆發之前，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后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1938年，蔣介石“以水代兵”，掘開了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泛濫成災。

“以水代兵”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是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變成了沙灘河汊。長年征戰，河南一直是全國出兵出糧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瘡百孔，多年的征糧征兵，青壯年都離開了土地，農民家裡沒有存糧。

在電影《一九四二》中，當時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不顧人民死活，仍在強征軍糧。在這一點上，掌握著河南軍權的蔣鼎文自然難辭其咎。而河南流傳的民謠卻道出了另一個為禍之人。

“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個“湯”，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抗戰之時，湯恩伯部數十萬人駐扎河南，軍紀渙散，為害鄉裡。而在河南災情嚴重之時，湯恩伯又推出了幾個所謂“德政”，強征民役，引得民怨沸騰，被民間列為河南四大災害之一。

旱災不同於洪水或地震這樣的突發性自然災害，其發生和加重是一個長時間的持續過程。原本也有足夠的救援時間。但河南正在發生的大飢荒，卻在很長時間裡不被重慶所知。賑災的不力乃至對災情的置之不理，又讓這場災難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獲得的河南飢荒情況，隻有一些隻字片語的傳聞。在坊間、國民政府舉辦的高級酒會以及外國記者的聚會上，他能夠聽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聽見一個河南來的人說……”

“我看到一封洛陽來的信……”

以記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慶的國民政府高官進行過求証。而所有這些傳言，都得不到証實。

自1940年遷都重慶后，為了確保戰區的軍糧供給，國民黨當局實行了在各省“征實”（即直接征收糧草等生活物資）制度，還規定虛報災況的要予以重懲、征實有功的予以嘉勉。

這種獎懲制度，等於引導各省“報喜不報憂”。據《河南文史資料》記載，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並沒有像電影中那樣勇敢地為民請命。據當時的河南一區行政督查專員楊一峰的回憶，1942年初秋，楊一峰在到河南魯山述職的路上，“目睹飛蝗遮天，野無青草﹔災情慘重，人民賣兒賣女。”

隨即，河南各界由省賑濟會發起，推派楊一峰在內的三名代表到重慶去，“呼吁減免征實配額，撥糧賑濟災民”。

到了重慶，他們發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報告中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他們就此事質問李培基，李支吾以對。

事實上，蔣介石早就接到過河南軍政官員上報的災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視而不見。他關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糧。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裡，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征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

根據多年從事1942年河南大飢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資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就已從軍方李家鈺、蔣鼎文那裡，得知了河南的災情嚴重，軍糧征繳困難。為了挽救局面，他趕到西安附近的王曲軍校，主持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

河南省官員對軍糧配額討價還價的結果。蔣介石當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運輸工具，打開糧倉，把存糧迅速地東運河南”，以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決定，把對河南農民的征糧數額由500萬石減為250萬石。

但是到了糧食部長徐堪那裡，河南的軍糧配額由250萬石變成了250萬包。一石合小麥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讓河南的軍糧配額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這個標准超額完成了征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還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