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競賽一般，短短幾周之內，若干文化指數爭相面世。從閱讀指數到創意指數，在這個“用數據說話”的年代，“量化”文化發展的腳步，似乎愈行愈急。產業前行的路徑，自是需要以“指數為引”。但面對這張“數據地圖”，我們該如何辨別真偽，才不至於“走岔路”？

體系·缺

重要文化指數長期缺失，政府決策“跟著感覺走”

如果以普通人的目光，國內文化指數的“菜單”已算豐富。但在業內人士的反饋中，“缺失”成了出現最頻的詞匯。“各地一些文化指數顯得零散而隨意，更不要談文化指標體系的整體搭建了。”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李國新說。

事實上，“文化”的范疇在我國尚不明確，文化產業的標准也未能統一。而某些重要文化指數的長期缺失，讓政府決策部門和文化產業相關機構，都處於一種盲目狀態。“跟著感覺走，拉著夢的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如此形容。

“缺少服務項目企業產品指數就是一例，目前很多文化企業生存期短，陷於跟進式、模仿式的經營，原因何在？”一位業內專家認為，正因缺乏高文化含量產品的結構性分析和趨勢分析指標，導致企業在產品差異化、細微化方面用力不足。

而在文化指數體系的缺口面前，對文化消費指數的呼聲顯得最為強烈。2011年兩會期間，曾有政協委員專門提交相關提案，但這一指數卻遲遲未能出台。“我們總在講文化供給，卻連人民真正需求什麼都無從而知。” 以沈望舒的經歷看，在一些國家規劃中，由於缺乏對有效需求的判斷，導致僅憑決策者的興趣和經驗行事，“須知，數據才是政策的支撐”。

質量·疑

指標獲取方式簡單化，數據不牢靠令結論難以服眾

12月2日，《“美麗中國”省區建設水平（2012）研究報告》正式發布。在文化建設這一單項指標評估中，山西省攀上“頭把交椅”，令人頗感意外。經課題組負責人、四川大學社會發展與西部開發研究院副院長蔡尚偉解釋，這項評估主要涉及世界文化遺產地數量、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數量、城鎮和農村局面人均全年文化教育娛樂的現金消費佔比等指標，以此測算出結果。

“文化指數，就像大學排行榜，存在爭議在所難免。”李國新認為，對同一事物的指數調研可能會得出不同結果，這取決於選取的指標以及各項權重，“因此不能盲目相信某個單一指數就能反映完整情況。”

指標設計不合理、抽樣不具代表性、操作過程不嚴格……困擾文化指數的問題，足以列出一串。更為尷尬的是，一些文化指數新生的欣喜未過，關於權威性和可信度的質疑卻旋踵而來。

按照行政化的行業劃分來建立指標，被沈望舒視為當前文化指數的一大誤區。“如今跨界、跨領域的新興行業太多了，怎能沿用這種陳舊化、簡單化的指標獲取方式呢？”他認為，文化指標體系本應按照文化生產的流程與脈絡來進行梳理。

更何況，無論文化指數如何設計，總難避免一個潛在的危機——數據統計與樣本採集的質量，直接左右著結論的准確程度和參考價值。“現在試圖做文化指數的研究機構很多，但數據基礎普遍不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分析，就官方統計數據而言，我國在文化領域長期缺乏產業統計，隻有事業統計，文化產業發布年報的制度也尚未完善。“而文化市場還不開放，大量文化數據或不公開、或在保密，民間統計數據也很難具有權威性。”

而數據難保真實性，也令現有文化指數難以服眾。“如果以促進建設、規劃目標為目的來做指數，這類數據通常不會造假，但一些評價現狀的文化指數，數據就可能存在水分。”李國新坦言。

應用·難

第三方機構缺席影響指數權威性，產業健全是根本

翻看一些文化指數的報告，“反映狀態”、“構建體系”之類的宏大目標動輒出現，但研究結果走出“象牙塔”的路徑，卻難覓蹤跡。

“很多指數並沒有太大價值和影響。”張曉明毫不諱言對現有文化指數的失望，“既摸不清市場情況，也搞不清市場需求，只是面向政府來做。”缺乏后續性、延展性和發展性，被他視為國內文化指數的“三道檻”。

一些業內人士將之歸咎為第三方機構的缺席。“第三方機構是市場服務主體，可以是非盈利機構，沒有利益相關性，隻有持中立立場的主體才能做出有公信力的文化指數。”不過，張曉明承認，“短時間內無法實現這種權威化的指數生產體系”。

而目前文化市場開放程度不高，也在扼制第三方機構的生長。“政府對文化產業的推動力度過大，很多文化企業不看市場看官場，對他們而言文化指數可有可無。”張曉明反問，“這些指數做出來賣給誰呢？”

按照專家的說法，文化產業的整體完善與健全仍是大方向，文化指數背靠這棵大樹，才有成長之機。不過，要讓數據嫁接決策與市場，還需要政府觀念和企業思路的雙重調整。有業內人士建議，“能否建立數據平台，用文化指數提供公共服務，或者成立專家小組，結合數據對文化行業提供可行性建議。”

“當然，我們也不能陷入數據萬能論，以免造成‘有廟無神、有體沒魂’，對文化指數也要客觀看待。”沈望舒如此總結。

（綜合本報記者鄭軼、馬龍、周飛亞、張文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