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於未來10年我國有著以城鎮化為依托的巨大內需潛力，有著轉型與改革的巨大空間，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戰略機遇。抓住機遇，釋放改革的紅利，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充分釋放國內巨大的需求潛力，形成未來5—10年我國轉型發展的最大優勢和主要動力，由此走出一條公平可持續科學發展的新路。
　　推進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內需潛力。未來10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將再有2億農民進入城鎮，加上現有的1.6億農民工，新增城鎮人口將達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從消費需求看，2011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比約為 3.3:1，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合理轉入城鎮就業和生活，其收入與消費必然會明顯增加。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重在改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真正解開這個“二元方程”。這涉及多方面的體制問題，需要統籌解決。例如：能不能在未來的5年左右初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並由此為流動人口管理尋求新路。此外，還包括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調整、行政區域調整、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農村社區體制建設等多個方面的制度創新。隻有這些方面的改革破題了，才能為人口城鎮化的轉型發展提供動力和條件。可以說，加快推進城鎮化的轉型與改革進程，以城鎮化為主要載體擴大內需，充分釋放城鎮化的需求潛力，是我國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立足點和戰略重點。
　　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轉型與改革，走向共同富裕。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這個目標的提出，社會各方面予以普遍關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實現這個目標，不是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基礎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約 23%的基礎上，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到2020年努力達到 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對未來10年中國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重大：意味著巨大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從而支撐年均7%—8%的中速增長﹔意味著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從而奠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意味著貧富差距的逐步縮小，從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趨勢。作為一個轉型與改革的大國，實現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主要取決於未來3—5年轉型與改革的進程：人口城鎮化的轉型與發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會生態及其制度安排。
　　推進投資的轉型與改革，謀求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未來5—10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以投資為主還是重在擴大消費？我的看法是，我國尚處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資率符合基本國情。問題在於，多年來投資率居高不下，投資規模增長過快，由此使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生活的突出問題。適應消費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趨勢，需要加快推進投資轉型。
　　盡快改變投資結構。要加大性項目的投資。適應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基本趨勢，把投資的重點轉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的投資上，將會起到多方面的積極效果：能夠切實推動人口城鎮化進程﹔能夠提振國內消費預期﹔能夠有效縮小城鄉差距和化解社會矛盾。應當說，在這方面的投資空間很大。
　　優化投資來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的可持續取決於社會資本是否成為投資的主體。隻有社會資本的投資佔大頭，經濟才有活力，投資才可持續。當前的突出問題在於，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長過快，民營資本的投資明顯不足。穩增長的首要條件是社會資本有穩定的投資信心。盡管實踐中有一定的推進，但由於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社會資本進入公益性領域和壟斷性行業尚未有實質性破題。從具體情況來看，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既有“政策玻璃門”的障礙，更有“利益玻璃門”的阻力。壟斷行業的改革不盡快破題，民營資本的進入是很困難的。
　　調整國有資本配置格局。投資轉型對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提出新的要求。應當說，這些年國有經濟在做大總量上功不可沒，但是從實際結果看，如果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分布過寬的局面不改變，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就相當困難。我的看法是，盡快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給社會資本投資騰出更大的空間，是我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也是防止資本外流、提振社會資本信心的重大舉措。
　　未來10年，是我國發展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關鍵時期。走向公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戰略目標：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使多數人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使市場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資源環境可持續﹔使政府能夠以公共服務為中心。二次轉型與改革，與一次轉型與改革相比，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更具有歷史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