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既是一種經濟學說，更是一種經濟政策，分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出現於15—16世紀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早期階段。直到17世紀上半期，這個學說和政策都還在盛行，也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作用。17世紀后，這個學派遭到了自亞當 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者的批判，其政策也逐漸受到西方大國的揚棄。但是重商主義的影響卻相當深遠，許多國家以后的經濟政策都不知不覺、或多或少帶有重商主義的色彩，只是不肯承認罷了。但是，這種政策帶來的不僅是正面效果，也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問題。
　　作為一種經濟政策，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利潤是在流通中產生的，隻有多賣少買、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它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英法兩國在16世紀末出現了不少宣揚這種思想的著作，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政策也讓這兩個本來實力中等的國家成了世界上富裕而強大的帝國。
　　聯想到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大部分時間中，我們的政策導向和重商主義竟有那麼多相似之處。
　　比如說，和重商主義一樣，我們的政策導向是出口，無論農產品還是紡織品，質量好的東西先出口，質量差的留在國內，所以多年前常有出口轉內銷的商品，國內消費者以買到這樣的產品為榮，其實這些產品不過是要麼質量不過關要麼是別的什麼原因無法外銷隻能賣給國內的東西而已。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從國外買回來貼著西方國家大牌子卻在中國制造的產品，原先是因為它們質量好，現在還因為它們在國外降價時賣得比國內便宜，貨真價實。從這點說來，這種政策導致我們過於重視出口和國際市場，沒有足夠正視國內消費者和加強國內產品的監管，使得國內市場混亂，魚目混珠，還充斥著假冒的產品。相比之下，鄰國韓國和日本值得我們學習。他們同樣重視出口，但是他們嚴格對待內銷產品質量，和外銷產品一樣，甚至比外銷還好，他們自己生產的牛肉都比美國進口牛肉上乘，賣價還高。
　　比如說，我們政策理念認為，商品生產應該服從對外貿易的需要，所以國家要積極干預經濟生活，為發展對外貿易制定各種促進政策，出口可以退稅，進口則要加稅，以便實現經年累月入超，這點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獎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幾乎完全一樣。
　　為此，我們長時期實行嚴格的兌換外匯政策，企業賺到的外匯要結匯，需要進口貨物得申請外匯指標﹔個人不准購匯或者隻有一點點購匯指標，攜帶超額外匯出國甚至違法。幾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曾經用最嚴厲的懲罰或課征重稅來禁止出口金銀，而蘇格蘭議會法律曾經重罰個人攜帶金銀出國的行為。
　　比如說，改革開放后大部分時期中，我們追逐的是外匯儲備絕對值的增加——出口一定要大於進口，而不是外匯的有效利用，更不是外匯儲備和出口的合理比率，是一種簡單的多多益善心態。而且我們的外匯運作一直是國家機密，人們隻知道外匯存底越來越多，不知道它們都被存藏在哪裡，用作什麼，直到21世紀初時美國公布自己國債購買者時才能看出些蛛絲馬跡。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內研究者隻能從西方國債數據和西方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看到一些中國外匯儲備的流向。
　　其實，這點和早期的重商主義主張幾乎一樣。后者要求絕對地多賣少買，為達到這個目的用行政手段控制貨幣的運動和流通，嚴禁金銀輸出國外，還以儲藏方式而非投資方式存放金銀，跟老奶奶把錢藏在炕頭上的方式也差不多。晚期的重商主義開始重視貨幣的流通，認為隻有在運動中貨幣才能帶來更多的財富。他們靈活地認為隻要出口總量大於進口總量，進而實現總量出超就可以。
　　總結這種外貿政策就是：“鼓勵出口，追求外貿順差”﹔“限制資金流出，追求外商直接投資”﹔“節約用匯、追求外匯儲備積累”。
　　經過3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和外銷急劇擴大，中國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超過了日本很多。當我們用美元堆砌起來的金山銀山開始在世界舞台上閃閃發光時，我們的麻煩也就隨之而來了。
　　安徒生童話中，那個賣火柴小女孩的故事催人淚下。在惡劣的環境和刺骨的寒風中，小女孩向人們兜售廉價火柴，她期待賣出更多的火柴，以便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她幻想那個烤熟后變得油光光的火雞會自己背著刀叉向她走來。
　　就像這個小女孩一樣，中國人在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以生態環境惡化、資源日趨枯竭的代價，用自己勤勤懇懇的雙手，以幾億襯衫才換一架波音飛機的價格向美國人出售了火柴般廉價的商品和勞務。我們比小女孩幸運些，得到了一隻隻火雞並把它們儲存起來以備飢荒。畢竟中國人貧窮過、飢餓過，戰略儲備一直都是中國人不能割舍的。然后發生了什麼呢？
　　我們突然發現，自己那些火雞價值竟在縮水，不值那麼多錢了！而且所有人都想拋售手中的火雞！
　　假如我們將自己火柴般廉價的產品留著一點點賣的話，同樣多的火柴能買到比現在多得多的火雞以備飢荒﹔假如我們不是把火雞像黃金一樣存著，而是把它分給家裡人吃的話，至少家人能更健壯﹔假如我們不僅僅大量儲存美國人的火雞而且也大量儲備其他資源的話，未來的生活則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