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談到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時開宗明義地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尊重市場規律，說到底是要更加重視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重視市場的作用，前提是要充分相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要充分相信由利益機制、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有機構成的“看不見的手”在有效配置資源和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智慧”和“神奇功力”。對此，江澤民指出：“大量事實表明，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和價格杠杆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造最好效益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帶來壓力和動力。”因此，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到底什麼多了、什麼少了，什麼是產能過剩、什麼是產品短缺，什麼該鼓勵發展、什麼該限制發展，應該多聽市場的。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因為市場主體的“趨利性”和“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時滯性”，市場機制也會“失靈”，甚至產生負作用。為此，政府適度干預和政府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但是，我們必須正視在宏觀調控中的“政府失靈”。比如，由於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導致的“錯位性失靈”，由於調控信息不充分而導致盲目決策和失當干預所導致的“信息性失靈”，由於部門利益或假公濟私而造成的“尋租性失靈”，由於政府或官員感情用事、“好心辦壞事”而造成的“情感性失靈”，由於政府和決策者能力不足或本領恐慌而導致的“能力性失靈”，等等。所以我們在強調政府作用不可替代的同時，也要看到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神仙”，更不是大公無私的“聖人”。為此，必須界定政府的職能，切實把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
　　那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主要應該干什麼？政府應該重點扮演好“五大角色”：一是當好“保安員”。政府不僅要全力提高穩定社會秩序的能力，而且要提高保護各類財產權完整和安全的能力。二是當好“裁判員”。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市場經濟因精彩的競爭而繁榮。然而，像精彩的球賽一樣，球員精彩的球技固然重要，但要讓每一個球員發揮得淋漓盡致，就必須有一個明察秋毫、公正無私的好裁判。否則，無論球員技藝多麼高超，也很難打出精彩的比賽。因此，政府必須努力扮演好“裁判員”，公正裁決好“債權與債務”、“公權與私權”、“勞與資”、“內資與外資”、“國企與私企”等各種官司，避免“拉偏架”和“吹黑哨”，努力創造一個公平競爭、誠信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三是當好“指導員”。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市場機制作用的“滯后性”和微觀主體的“狹隘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進行宏觀的戰略規劃和產業發展指導。因此，政府應該通過制定發展戰略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來引導微觀經濟活動，使之盡可能符合全局和國家利益。四是當好“監管員”。市場經濟是秩序經濟。政府應該捍衛各種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各項法律法規，打擊各種破壞市場競爭秩序的經濟犯罪，努力防范各種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五是當好“服務員”。因為市場機制和私人資本不能有效解決國防、警察、教育、道路等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的問題，所以政府應該是公共產品和基本公共服務責無旁貸的提供者。從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的市場經濟運行實踐來看，哪裡的政府重視當好“五大角色”，那裡的微觀經濟就充滿生機。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而法治的本質是要對政府和官員的行政權力進行制約，實現依法行政。因此，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忌諱行政權力的“濫用”。從實踐來看，我國的宏觀調控始終沒有擺脫“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又亂”的怪圈，雖然近年來注意採取一些比較靈活的經濟杠杆和法律手段，東西部“齊步走”、南北方“一刀切”式的行政干預未能根本改變。這種行政干預方式，不僅忽視了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多種多樣的基本國情，而且忽視行政干預明顯效果背后的巨大交易成本和沉澱成本，所以行政干預的“后遺症”很多。宏觀調控“一刀切下來”，往往砍到的是發達地區的“尾巴”和不發達地區的“頭”，結果不僅使得不發達地區總是懷著“老實人吃虧”的憤憤不平，而且人為地拉大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特別是每一次宏觀調控都留下許多在建項目和“半拉子”工程，這不僅會導致大量的投資損失和“銀行壞賬”，而且為新的擴張奠定了“死灰復燃”的基礎。因此，宏觀調控不能隻圖“療效快”而慣用“一刀切”式行政干預的“猛藥”，而要“防療養兼備”，多用經濟杠杆、法律手段，做到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