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而“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則是這一重要任務的主要內容。我國的改革創新大多來自基層，十八大報告如此重視基層民主協商，既是對近年來基層民主創新實踐的肯定，也是為基層民主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浙江溫嶺，因為創造性地開展“民主懇談”、推動“參與式預算”改革，當之無愧地成為基層實踐協商民主的典范。
　　溫嶺市地處浙江東南沿海，長三角地區的南翼，是中國大陸新千年、新世紀第一縷曙光首照地。溫嶺市下轄5個街道，11個鎮，97個社區（居）委會，830個行政村，110多萬人口。改革開放以來，溫嶺實現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協調發展，形成了體制靈活、市場活躍、民資豐厚等鮮明的區域經濟發展特色。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催生了溫嶺人對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改革展現了溫嶺人改革創新的意識，也發展出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的新路徑。這些改革甚至被譽為“中國基層民主政治新曙光”。
　　“民主懇談”指的是在基層的政治決策過程中，基層群眾、組織和社區等利益相關方能夠借助規范的制度平台，並通過意見表達、對話溝通、協商討論的形式，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決策的民主形式。“民主懇談”主要制度形式包括：民主溝通會、決策聽証會、決策議事會、村民議事會、鄉鎮人大表決會、黨代會代表建議回復會、重要建議論証會和村民代表監督管理會等。
　　“民主懇談”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末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論壇”，以及由此開展的形式多樣的民主溝通、民主對話活動。2001年，溫嶺市委將這一民主形式統一定名為“民主懇談”，開始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軌道。“民主懇談”由最初的工作方法演化為一種穩定的制度，主要經過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的“民主懇談”是基層領導與群眾溝通、交心的渠道，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第二階段“民主懇談”朝向決策咨詢演進，主要是回復和解決群眾提出的意見﹔第三階段“民主懇談”向“民主聽証”轉型﹔第四階段是制度化建設，通過與黨內民主、基層人大工作相結合把“民主懇談”納入現有的制度框架內。“民主懇談”是民意表達、匯聚和綜合的平台，是所有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是溫嶺人在世紀之交創造的一種基層協商民主形式。
　　公共預算改革是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對公共預算的監督，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要途徑之一。2005年開始，溫嶺市在新河、澤國兩鎮率先嘗試公共預算改革，運用“民主懇談”這一平台為基層人大審查預算服務，不斷強化對預算的審查和監督，推動了對預算進行實質性審查監督的“參與式預算”創新實踐。2008年起，溫嶺市將這一實踐推廣至6個鎮，從鎮一級提升到市一級，將改革引向深入。2009年，中共台州市委明確提出：“總結推廣溫嶺新河參與式鄉鎮公共財政預算做法，擴大財務公開，提高財政預算的公開性和透明度。”2012年，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趙洪祝要求在全省推廣“參與式預算改革”的做法。
　　溫嶺的“參與式預算”，是指廣大群眾以“民主懇談”為主要形式參與政府年度預算方案討論，人大代表審議政府財政預算並決定預算的修正和調整，進而實現實質性參與和監督政府預算執行的民主實踐，是一種民眾能夠決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預算或公共資源最終用處的機制和過程。在這種創新的決策過程中，群眾、社會組織、企業代表等通過不同的分組，參與當地年度預算項目分配的討論，確定資源分配、社會政策和政府支出的優先性，並監督公共支出。因為尊重參與者的主體地位而不是黨政部門想當然地為民做主，參與式預算是協商民主的又一種表現形式。
　　協商民主在溫嶺的創造性實踐，最根本的動力源自於應對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沖突等嚴峻挑戰的需要，市場經濟激發了人們的參與意識、民主意識和公共意識，並反過來產生了對於民主程序和民主機制的需求﹔其次是當地具有強烈責任意識、創新意識的黨政管理者群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浙江省的領導，台州市、溫嶺市領導的高度重視，到具體操作協商民主機制的溫嶺市委宣傳部、市人大的有力推動，他們肩負使命和責任，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保証﹔一大批關心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專家學者、新聞媒體為協商民主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環境與氛圍。自始至終，溫嶺市的協商民主都得到了來自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專家學者的支持和幫助，其中包括程序設計、技能培訓、制度制定等。同時也得到了各種媒體的熱情鼓勵，他們的傳播、報道使協商民主的實踐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溫嶺的協商民主實踐，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程度高，與實際工作結合緊密，與群眾利益關系密切，運行成本低，操作簡便，成效明顯。運行至今，溫嶺的協商民主實踐取得了巨大成效。
　　第一，因為廣泛吸收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並經過充分的討論、論証和協商，決策過程更加民主、更加科學，規范了基層的決策程序，提高了決策質量，有效地防止或消除了基層黨政機構決策的隨意性。
　　第二，溫嶺的改革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溝通、互信建立了有效的平台，擴大群眾參與政治生活的范圍和渠道，政府行為的民意基礎更為廣泛，探索了一條積極促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新路徑。通過程序性的、技術性的民主操練，整體的民主意識、民主文化、民主習慣都有很大提高和改善。
　　第三，基層協商民主是一場自我加壓、自我革命。由於來自社會的意見和建議更加廣泛，監督也越來越具有針對性，溫嶺市黨政部門的民主意識、服務意識也逐漸增強，決策的執行更順暢了，行政效率也更高了。
　　第四，基層干部與群眾能夠充分利用制度化的平台，通過協商、對話、溝通和交流，釋疑解惑，拉近了距離，化解了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社會建設。
　　第五，溫嶺的協商民主，在構建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新體制的同時，也促進了基層權力機構的歸位。“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將協商對話、民主討論規范在正式決策之前，正確地處理了與村民代表會議、基層人大的關系，將社會力量與體制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有力地促進了村民代表會議和基層人大作用的發揮。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積極開展基層民主協商。溫嶺市近年來的改革創新，開啟了基層協商民主的新路徑，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鮮活的經驗資源。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還需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全面系統總結浙江省溫嶺市在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方面的經驗，並加以概括提煉。二是深入推進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將溫嶺的經驗上升為國家制度，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廣。隻有這樣，才能夠更多地鼓勵地方黨政部門根據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地方的、基層的改革創新實踐才能夠有效地服務於黨和國家發展大局，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