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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嬗变

吴秀才

2017年09月22日09:2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内涵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抽象的发展理论不断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内涵认识程度的不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一、以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1949-1987)

发展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石,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但国外发展理论却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发展理解为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张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标志。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也成为一国实现工业化和实行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动荡,为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开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实现工业化,使经济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3年时间内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制定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工作纲领、战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率领全国人民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的466亿元增长了73.8%,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99.2%,农业总产值增长41.4%,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工农业的装备水平和科技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为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考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主张要争取用十年的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国的基础,并开始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提上议事议程。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要求。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内涵理解更为深刻了。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取得了重大成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项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计划。在资源有限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开始于经济恢复时间的经济增长势头,并且完成了自1949年到1952年底就已谨慎着手进行的制度变革。”“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产出和农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

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和“一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唤起了人们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热情,也唤起了人们忽略国情,尽快摆脱国家落后面貌的急躁情绪。毛泽东一再批评右倾保守,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得扩大和加快。1957年,毛泽东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以15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发展战略,以后又将这一时间逐渐缩短到两三年。为实现这一目标,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在全国各地展开。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宣传中,一再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虽然“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直接后果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这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严重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再次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世代梦想,但是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却一再受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延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80年,邓小平指出要把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规划为上下两个十年来完成,根据这一构想,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争取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就,不仅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而且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完成150项,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1959年,我国现代工业的产值已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除了规定工业化之外,还包括了农业、科学技术、国防建设三个领域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符合国情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但这一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缺陷:一是现代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虽然比工业化包含的内容丰富些,但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只涉及到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离全方位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二是中央在公布这个战略目标时缺乏严格、有效的实施步骤,所以“四个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战略口号的水准上,实际上没有获得强有力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得到改观。三是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采取了超高速赶超战略,特别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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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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