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埴
2.有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
晚明时期,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了凡的向上向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晚明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秩序维护和民风人情的净化起到重要作用。
袁了凡的向上向善思想,不单是道德价值的灌输,而是经过潜移默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道德。正因此,其对我们今天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也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经济利益至上的逐利特性,对一些人造成了腐蚀,使他们唯利是图,只认钱、不讲德,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甚至为一己之利,突破道德底线、挑战法律权威。
道德失范的危害不容小觑,道德衰之,诚亡国灭种之根基。当下,我们要增强道德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并下大力气解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整治道德失范行为,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
袁了凡的向上向善思想中有着德福一致的修身立命思想,有在改过之时要存有羞耻之心和敬畏之心的思想,更有与人为善和劝人为善的思想和成人之美、救人危急、兴建大利、敬重尊长的社会和家庭伦理思想,还有爱惜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等。
这些向上向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不良社会风气整治,给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例如德福一致和奖善罚恶的思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使人们不至于无所顾忌;羞耻之心和敬畏之心,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而救人危急和兴建大利的善行,又会使人增强社会责任感。 总之,这些思想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一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品德高尚的人,受人敬仰;文明和谐的社会,让人向往。我们相信,具有向上向善思想的中华民族,必然会以更加文明、更加和谐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有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
袁了凡于明隆庆四年(1570),在乡试中了举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考上了进士。初入仕途,袁了凡就被朝廷指派到江南,对苏松地区的钱粮进行清核。刚入仕,就被委以“清核钱粮”之重任,他确实也是踌躇满志,一心想把事情办好。但终因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大,使得他的清核工作前功尽弃。
后来,袁了凡又奉命到河北宝坻(今属天津市)做县令。如果说,在苏松地区“清核钱粮”时他遭遇的都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僚的话,那么在辽阔的燕赵大地,袁了凡真正接触了农村,开始与勤劳纯朴的农民打交道。在宝坻任职期间,袁了凡的向上向善思想才真正付之了行政实践。他勤廉爱民,为民谋利,主持兴修水利,构筑提防,防御水灾侵袭,鼓励百姓开荒耕种,并上奏朝廷减免杂役和税负,实行“善政”,以利民生。为了让更多农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他还总结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教训写成了《劝农书》。
可见,袁了凡的向上向善思想贯穿于其为官期间。明万历以来,袁了凡之说盛行于世。以袁黄名义行世的《当官功过格》,因易于依循,清朝官员奉为圭桌者大不乏人。 而其向上向善的思想对今日之党员干部来说,也有诸多借鉴之处。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教科书。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毁朝亡国的教训就在于,统治阶级得天下后骄横奢华,无视民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最终失掉民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腐败导致人心丧失,进而走向灭亡。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各种诱惑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有了滋生和蔓延的空间。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考验,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思想作风也会受到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误导。面对外围的变化和个人的失意,也会产生心理失衡。如果缺失向上向善思想,就很容易在信仰迷失中沉沦,在私欲膨胀中堕落。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若能始终保持向上向善的思想,就能避免党员领导干部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不断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免疫力。如此一来,势必有助于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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