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祥：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关系50年——义利并重

　　简单地说，我们首先必须像笛卡尔要求的那样，尽量全面收集相关原始材料，所谓“相关”，是指真正“全面”的材料，无论对我有利还是不利的材料都不能放过，这才可能根据问题的前因后果对材料进行甄别。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很多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有时是短期后果，有时可能是长期后果）。但是另一方面，要甄别它们，仅靠科学精神和丰富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很强的判断力。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判断力产生的基础是尽可能把握全面的原始资料，但是要让我们的研究目标作用于这些原始材料，也就是原始材料和研究倾向相互作用（互“文”），就需要我们不但要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制定作战计划那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或丰富的战史知识（包括丰富的国际关系史知识），而且还需要有相关的国家关系理论知识作支撑。就我们的研究经历，特别是对法国问题的研究经验来看，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思考主要可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基础。因为道德理性让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占据对策的道德至高点，也就是要证明我们的立场或行动是有理的；而工具理性则让我们在研究中注重对利益得失的权衡，使我们提出的对策策略对我有利。当然，这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不易。我们要正确甄别原始材料，正确使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使这二者互“文”，就是说，一方面要“有理”，另一方面又要“有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或某种情况下说，有“理”实质上是为了有“利”，另一方面有“利”且又不失之有“理”。还必须注意，有时候，比如在无论如何表态或者行动都没有“利”的情况下，也许着重于有“理”就是最好的对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的言或行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有“利”的选择。

　　注释

　　①以上引用均选自蔡方柏：《从戴高乐到萨科齐》，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