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祥：全球新秩序下的中法关系50年——义利并重

　　在受经济危机袭击的世界背景下，实现“强大法国”梦之“任”之重、之不易，是需要很高的“道”行的。法国立国之本是其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也就是大革命以来影响着整个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是法国永远的“软实力”。然而，当其经济发展（“硬实力”）遭遇困难时，其政策就会在二者之间灵活地转换，以期鱼和熊掌兼得。这便是其“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真正内涵，也是许多法国政要常挂在嘴边的所谓“良知”（Bon sens）。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道行）。正因为此，法国牵头建起了期望与美国抗衡的欧盟，在戴高乐将军时期尽管遭到不少国内极右派激烈反对，仍然进行了法属非洲去殖民化，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时期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我们相信，有着如此智慧和高尚精神的法国人，若一如既往“在一起”（Ensemble）努力，与拥有同样智慧和高尚精神且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密切合作，与世界其他怀着和平共处、追求幸福“梦”的人们一起努力，“任”虽重亦可举重若轻，“道”虽远但能不断前行，“法国梦”虽远终可及！

　　国际关系：理想与现实的互“文”

　　时下不但在法国盛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亦然；而且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大都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以工具理性为其理论基础。这是由世界整体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一切以自身的各种利益（政治、经济、主权等“核心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研究。但是，虽然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无可非议，我们却不能片面地理解这种“现实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国家关系理论，因为用仅仅图一时之功利的所谓现实主义来指导国际关系，比较容易导致国际关系中的短期行为，缺乏长期“经略”意识。例如，为了获得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在某些方面过于怀柔或“忍让”（或者相反），看起来获得了某些利益，但是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和损失，有些甚至可能无法挽回。

　　但是反过来也要注意，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能过于理想主义。虽然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往往可能赢得一些掌声，但是理想主义往往与乌托邦式的臆想只有一步之遥。虽然存在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一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理论（如“世界共产主义”等）已不再流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美好理想”（如跨国的“伊斯兰国”、完全的“全球村”、“世界公民”观等）也曾是或仍然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话题，有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研究。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无论我们是以“现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还是“理想主义”的道德理性作为理论基础，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对研究对象面临的问题或事件走向做出预测。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道德理性”，都不是我们得出正确预测的方法论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呢？我们以法国问题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或现象为对象来予以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