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祥
2007年，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出版了专著《在一起》，呼吁培养法国人民符合新的世界潮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重新认同法兰西民族身份，发展法国民族文化事业，以推动法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欧盟和世界格局中获得更高地位，实现“强大法国”梦。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然而在同一年，法国当代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莫尼克·卡丝基奥（Monique Castillo）指出，20世纪下半叶，法国乃至世界上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是对真正自由思想的背叛；现代人应该有所作为，需要具有社会人的责任感，在“理性”的指导下行动。她的《现代人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des Modernes，2007）提出了为什么要重塑作为社会人、特别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的人所必须拥有的道德理性的问题，可被视作当代法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道德理性观，与现实主义观形成互补关系。而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界，道德理性的坚守和利益最大化的争论多围绕着“软实力”和“硬实力”孰轻孰重的问题展开，如郭树勇主编的《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性》、张殿军的《关于和平发展征程中的中国和平外交》、杨先伟的《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的《从戴高乐到萨科齐》等。此外还有周荣耀的《戴高乐主义研究》、王燕阁等的《双刃剑希拉克》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受上述诸多研究成果的启发，我们认为，社会文化之道德价值观的坚守与国家利益至上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反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从法国这个世界性大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路易十四开始，旨在统一宗教信仰的《枫丹白露敕令》，宫廷礼仪、文学艺术，尤其是古典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种种个人行为规范等，与重商主义和军事扩张等齐头并进，才形成了法兰西曾经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地位，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在各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大都唯法国马首是瞻。法国的立国策略和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恰到好处地、适时地交替运用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才能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对此现象的思考，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对道德理性（文化话语权）与工具理性（经济话语权）大致同时地或者交替成功运用于国际关系的行为过程进行系统地研究，对于我们回答国际事务中种种“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那么，“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的问题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工具理性和道德工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如本节题目所示，上述诸因素之间是怎样互“文”的呢？
“‘文’者，‘伪’也。”“伪”即“人为”，就是说，“互文”论（法国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克里斯托娃的文学批评术语）用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话，那就是说，“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诸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国际问题研究既是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同时又是意识形态较强的研究，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问题研究都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研究，因此其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或者产生的对策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同样的材料中带着不同目的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人“为”的）研究结果。此外，研究者的倾向性（往往就是意识形态性）往往会决定对原始材料和研究方法的取舍，最终得出符合研究者倾向性需求的结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本无可非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互“文”论，决不是说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可以随心所欲，甚至在严肃的、责任重大的研究工作中见风使舵，不负责任地提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研究结论。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根据国家长期或短期的战略目标来面对和思考国际问题，得出有利于我们国家利益的结论或对策呢？这就需要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基本事实中，根据我们的倾向性目的来正确选择原始材料，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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