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六、关于二元劳工市场
二元劳动市场不仅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国家经常受到人们谴责的一种体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工市场二元性问题不突出，一是由于当时的就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控制；工作通常不是个人自己寻找的，而是根据就业配额分配到基层的，所以劳工市场二元性不突出；二是由于当时存在着“隐蔽性失业”，而“隐蔽性失业”的存在使劳工市场二元性问题不明显。
中国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之后，二元劳工市场现象逐渐产生，并且终于成为限制社会底层群众收入增长的障碍。
那么，究竟什么是二元劳工市场？可以作一些简明的阐释。在经济理论中，劳工市场可以按职工的“社会等级”来划分，它至少可以分为两类市场，一类称为头等市场，又称为“好职业”劳工市场，另一类称为次等市场，又称为“坏职业”劳工市场。
头等劳工市场的特征在于：这里的职业之所以被称作“好职业”，是因为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基本工资较高，额外的津贴和福利较多，工作条件较好，技术要求较高，在职深造和学习进修的机会较多，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大，等等。
次等劳工市场的特征在于：这里的职业之所以被称作“坏职业”，是因为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基本工资较低，额外的津贴和福利较少，工作条件较差，技术要求较低，在职深造和学习进修的机会较少，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等等。
两类劳工市场的出现虽然不是一种正式的划分，但却是长时期以来社会上的一种习惯的划分。在社会上，人们对于在头等劳工市场的“好职业”中就业的，一般比较尊重，认为他们是“有出息的”、“有前途的”，而对于在次等劳工市场的“坏职业”中就业的，一般不予尊重，并带有“看不起”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没出息的”、“没有前途的”，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歧视、一种偏见。
而在转型阶段的中国，还要增加一种歧视，这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形成半个世纪以上的两类户口制度（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并存），而广大农民是农村户口，他们的权利和就业机会受限制，所以通常只能进入次等劳工市场，在“坏职业”中找到工作，并长期在那里工作，很少有机会转入头等劳工市场，他们也很难在“好职业”中得到工作。
于是在中国，对处于次等劳工市场的已就业者的社会垂直流动渠道是十分狭窄的，甚至是被堵塞的。结果是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职业世袭化”，即父辈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就业，儿子也绝大多数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就业。
因此，结合中国现阶段缓解就业压力问题来探讨劳工市场二元性的淡化以及打通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对策，是有现实意义的。下面，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跨市场流动的可能性。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跨市场流动，专指劳动者从次等劳工市场向头等劳工市场的流动，而不涉及劳动者从头等劳工市场向次等劳工市场的流动。后一种情况比较少见，而且往往有特殊原因：如在经济衰退情况下，有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在企业裁员中被裁减了，想在头等劳工市场中再找份工作，未能如愿，只好在次等劳工市场中找工作。又如，有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因个人犯了错误，被工作单位除名，不得已在次等劳工市场找份工作。这些都属特例，所以不在这里探讨。这里要探讨的，只是劳动者已经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就业了，希望有机会转到头等劳工市场中去工作。有什么正规途径可走？唯一可走的正规途径就是自己刻苦学习，钻研技术，通过公平竞争，或通过考试，或被录用单位审核后合格，从而进入头等劳工市场。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证。
第二，头等劳工市场中的“好职业”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较快的发展，需要增添员工。
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比如说，现代服务业近年来的成长，增加了不少新工作岗位，需要增加不少专业人员、技术人才，这就给新毕业的求职者较多地进入头等劳工市场中“好职业”的机会，也让原来在次等劳工市场中“坏职业”工作的人有机会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跨市场流动。机会总是有的，就看自己有没有相应的能力，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三，如上所述，“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区别主要在工资和福利方面有差距，工作条件一好一坏，学习机会一多一少，职务提升率一高一低。如果“坏职业”在这些方面都改善了，“坏职业”不像过去同“好职业”之间在这些方面那么悬殊了，岂不是不必急于“跨市场流动”了？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了解到，在机械化、自动化逐渐推广后，许多工种的工人已不像当初那么艰苦了。人们在工厂里从事的体力劳动，也不像当初那么累了。而且有了社会福利制度，不同行业从业者之间的福利差别缩小了。人们已注意到这种情况，即要求转换职业的人减少了。
但无论出自什么动机，要求从次等劳工市场转入头等劳工市场的人，首要的问题仍是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应当畅通，就业中的歧视、偏见和各种不正之风，都应当消失，实行公平竞争上岗，这样才能把每个劳动者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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