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群书治要》论奢靡之害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①记载，孔子说：“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意思是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易经》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太宗二十七岁继位后，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命令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在读《治要》后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由此可见，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群书治要》从天道规律、历史规律、人性规律、社会规律、道德教化规律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奢靡之害。研读《群书治要》关于奢靡之害的论述，可以更好地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为坚持不懈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信心和动力。

　　一、天道规律： “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易经》上说，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所以，所谓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在中国古人那里，我们应当如何行为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对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天道有怎样的规律呢?

　　《易经》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等等。从这个道理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衰，一消一长。而把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忧一喜等等。中国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代创业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双手开创了天下，第二代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还懂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辛苦苦开创的基业败光了。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变化，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这就是《尚书》上所言“天道福善祸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孔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所奉行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德行，而他的子孙后代又都能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所以孔子的后代一直传到现在保持了两千多年而不衰。

　　在历史上，凡是家道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家训，正如《群书治要·文子》所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为非者寡矣。”所以，熟读圣贤经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便成为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等思想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凡人对于勤俭节约，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奢淫逸，都是怨怒隐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导我们，对他人的劳动果实，要珍惜节约，正如《群书治要·汉书》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意思是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但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财物一定会用尽。面对由于人类无止境的贪求所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古人的远见卓识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