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共产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作出怎样的积极努力，全国上下对和平建设抱着多么殷切的期望，但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他把重庆和平谈判看作政治上应付国际国内舆论的策略，看作军事上争取时间完成战略布局、以调集兵力发动内战的缓兵之计。谈判期间，他以命令形式向国民党军各部重新颁发了围剿红军时期亲手制订的《剿匪手本》，随后又调集军队深入华北、进军东北。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也根本没有实行协议的诚意。1946年2月10日，重庆近万人在校场口广场召开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国民党的数十名特务冲上主席台，抢占播音器，殴打主席团成员，还以石块、木凳向人群乱掷，致使大会未能开成。10月，又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召开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原本对国民党和美国还抱有幻想，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达到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以国共协调者的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而奔走。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不仅不容许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议会政治出现，而且大搞独裁统治和特务政治，对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进行迫害、逮捕和暗杀。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把民盟等党派列入镇压名单，至9月底，各地民主党派成员被捕者达数千人，许多成员遭到杀害，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活动。这实际上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破产。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同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依靠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进行争取人民解放的战争。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的热潮，从根本上摧毁了支撑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一旦被解除，亿万翻身农民便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广大翻身农民尽其所有将粮食、鞋被等物资送上前线，支援自己的军队，同时组成运输队，担架队，推着小车随军行动。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整个解放战争都是靠人民群众支持打赢的。翻身农民还广泛建立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为先锋，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各阶层反蒋人士参加的和平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团结也不断加强，推动了争取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政府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积极欢迎和热烈响应。当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12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经过连日热烈讨论，于5月5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局面的奠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实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会议上致辞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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