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但奇怪的是，这些说起来那么动听，甚至在西方国家也取得过一些成效的东西，一旦硬搬到中国来，就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在国会竞选中取得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对国民的实际利益一无所补；正当热衷鼓吹西方“宪政民主”的宋教仁在幻想议会政治“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之时，却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民主共和，种瓜得豆，始料未及。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中国依然陷入黑暗之中。正如后来毛泽东深刻总结的那样：“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积贫积弱，社会黑暗，严酷的现实促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国家命运问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强烈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尽管正处于艰苦创业时期，经历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重重磨难，却充满蓬勃生机，展示着新的希望。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混乱颓废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引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怀疑。1920年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他给天津《益世报》写的第一篇通讯中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他感悟到：“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人既看到了北洋政府的卖国无能，又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和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拙劣表现，使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对走西方道路失望和怀疑。
这些，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了苏俄。除了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外，甚至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一个时代潮流。
这个时代潮流，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展枝、散叶。那一时期，是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风云际会之时，大批留学生携西学而归，西方的各种主义、学说通过报纸、杂志、新学堂、社团等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经历了风云激荡和历史性选择，他们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选择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比较，甚至痛苦求索的过程。
蔡和森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到法国时，“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他还搜集了重要小册子约百种，“猛看猛译”。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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