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这个根本方向上，我们党从来没有因为一个时期环境的变化或一个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含糊或动摇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发言指出：“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他还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又一次面临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围绕这一关系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思想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富强、自由的新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党派则主张介于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早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授意陶希圣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宣称“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将来中国的命运也是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着意渲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理论，并且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政治手段，为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寻找理论依据和法理依据。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和舆论攻势，《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陆续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以及《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一大批文章和社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和独裁统治进行了全面揭露、有力抨击，向全国人民宣示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建立联合政府、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是中国走向光明的大道。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他鲜明地提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中国只能走这条道路，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全国人民热望和平，企盼在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提出要用一切方法争取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完成国家政治变革，使遭到战争摧残的国家恢复生机，推进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和农业近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当时把实现多党合作、和平发展作为重要努力方向，并且认为它是有可能实现的。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赞赏。1946年1月，国民党和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协议看作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真心实意地准备实行，为此党内初步商定了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成员名单，并提出要“迁都”南方，“将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即移到接近南京的苏北淮阴。一些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晋察冀解放区复员达十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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